本文由倍可亲网友[ sousuo ] 于 2008-6-18 02:24 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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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的金介寿议员和香港的曾健成议员领导的新一轮保钓行动，于基隆租用了上千艘渔船驶往钓鱼台列屿。碍于船只众多，日本方面不便拦截，使参与者成功登陆钓鱼岛，并一同在岛上同时挥舞五星红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旗帜，以表示钓鱼台是所有中国人的领土。

下周一,台湾立法委员会将搭乘台湾军舰前往钓鱼岛视察,看小日本作何反应,好戏就要开场了~ 　

本文由倍可亲网友[ 白头翁 ] 于 2008-6-16 10:03 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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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军事　网络精华文章  录入时间:2008-6-16


　  这些天，台湾在钓鱼岛和日本闹得正欢，一向对日软弱的台湾这次高调抗日，不仅要派军舰到钓鱼岛去宣示主权，扬言不惜一战，还要召回驻日代表，让人不禁对此次事件分外关注，各种分析观点不少，前面我简单提过几句，“发生在中日暖春和海峡两岸和解的时候，意味深长啊， 没那么简单。 对方想制造新的事端来分散中国精力，制造新的筹码，干扰中日关系的缓解，测试两岸和解的程度等等，放到全球大视野中去看，可能更深刻。 有利的一面是，可以激发和加速海峡两岸的团结。”
   
    今天有点时间，再深入谈谈自己的看法。台海的问题，一定离不开四个主要角，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那么分析这次事件，也不能不考虑这四方在其中的利弊、 动机和可能作为。
   
    首先，放到国际视野中看，美国在经济、战略上，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中东问题远没有曙光，伊朗软硬不吃，核危机愈演愈烈，中俄和其他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在美对中国的战略上，藏独计划的启动，不仅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反而激发了中国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心，得不偿失，王牌-台湾在马英九上台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再次会谈，让两岸的前景似乎光明一片（也许马英九不一定想统一，但有时候局势不一定可以被他所控制），这让美国担心（同样也有日本），另一方面，亚洲对抗中国的前锋日本，在福田的主导下，暖春之意隐约影响到了美日联盟，如此下去，亚洲大势将去，更不用说遏制中国了。因此对美国来说，对中国明显有利的中日台缓和势头必须遏制，而唯一能让三方同时牵连进去的只有钓鱼岛了。
   
    挑起钓鱼岛的争端，可以在中日台之间引起猜疑、怒火和误判，甚至导致冲突，冲突一起，对于中日关系的打击，对于中日两国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对于中国注意力和精力的影响，都是千里之外渔翁所愿意看到的。因此通过对日本和台湾内部的影响，美国可以做很多事情。
   
    其次，对于日本来说，此事件利大于弊，日本国内对福田已经有微词，甚至有抛弃他的风声出现，当然，原因很多，不仅仅是因为福田主张中日关系的改善，但是也绝对不能忽视这个因素（尤其对右翼来说），利用这件事给福田增加麻烦，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同时，在中日关系回暖时，在钓鱼岛附近搞点事情，看你中国是为了大局而忍，还是没有诚意改善中日关系而斗？无论哪一种应对，都会对中国利益和中日关系改善有影响，同时，日本一向来的战术和对小利益的看重，也是想挑起这件事的因素之一。
   
    另外，台湾一旦回归，在地缘战略上来说，受冲击和影响最大的就是日本。看着大陆和台湾迅速升温的接近，日本的焦虑不在美国之下，那么，挑起钓鱼岛争端，也是在警告台湾和马英九要考虑日本的因素和利益，如果马英九处置不当，就会对其上台执政之初的形象和能力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马英九当年是血性保钓，不惜一战的青年），继而影响其对日本和大陆的政策（同样的考虑美国也有）。
   
    再三看看台湾内部，有亲日派、亲美派和反大陆派，两岸关系的改善是不符合他们利益的，在美日的授意下，配合、激化有关矛盾，影响两岸关系和马英九的执政，对他们也是有利的。而马英九如何处理好这次钓鱼岛争端，对其执政和赢取台湾民心也是相当重要。
   
    最后，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机遇。挑战在于上面分析过的，美日假定台湾和中国不敢真的在钓鱼岛摊牌，从而打击中国的形象，也搞渐进式钓鱼岛占领（日本一直是这样）；如果真的冲突，也同样达到了影响中国意图主导和谐东亚格局的目的，对方算得很精。但同样是一次机遇，今年奥运火炬和四川震灾都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次事件也是两岸在共同面对外侮团结一致的好机会，如何利用和妥善应对是考验中国智慧的时候了。
   
    个人认为，中国在此事件中，口头上可以由外交部高调强调主权，另一方面低调少采取行动。应该在背后支持台湾出面解决（中央政府嘛），做好应变准备，万事有我顶着（一旦真的爆发冲突，两岸军队共同抗日，统一也就指日可待！）；二是有理、有利、有节，台湾抗争（宣示主权，政治对抗，军事对峙等）到了一定的程度，不堕威风，可以见好就收，现在还不是为了钓鱼岛而全面作战的时候。毕竟这是对方有意主动挑起的争端，我们不能落入其圈套（还有更多的大事要做），只要双方有心共同对外，钓鱼岛的收回就不是问题！

本文由倍可亲网友[ 爱华 ] 于 2008-6-16 05:56 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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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美国的真相, 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怎么挂的
你评论我的文章前，请先了解以下的问题。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职能是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金融服务，维护金融体系，“联邦”多好听的名词，但是他却是一个私人银行家和大企业集团的组织，也就是说是纯粹的私人组织，不受政府控制。美联储所有的高层都是这些集团的首脑，然后美国政府从这些首脑中“任命”主席。
　　　　
　　　　2， 我们所说的美圆，每一张都是出自美联储之手，而不是美国政府，美国政府没有发行货币的权利，只有发行国债的权利。
　　　　
　　　　3， 美圆的流通是由于美国政府向美联储“贷款”所有的美圆让他作为货币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流通，而以美国国债作为抵押。
　　　　
　　　　4， 美国人民每年交纳的数量最多的税是个人所得税，而这些钱没有进政府的腰包作为财政预算，而是直接进入美联储的帐户，作为美国政府“贷款”美圆使用的利息。
　　　　
　　　　一，美国的本质
　　　　
　　　　“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梅耶，罗切斯尔得（银行家）
　　　　
　　　　1864年4月14日晚上，一个演员径直走进林肯同志的包厢“他平静地把枪瞄准了林肯的左耳和背脊之间……共开枪8次。”然后在众目睽睽下扬长而去，15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终于挂了。
　　　　林肯同志的光辉事迹早已不用多说，他废除奴隶制度（虽然他自己家也蓄奴）等等，但是恐怕不为人所知的是他所提倡发行的“绿币”大概是打破美国银行家发行货币的第一次尝试，为了防止内战让美国人民再次被加上一屁股的债，林肯同志以国家信用为基本发行了“绿币”，企图银行家对美国的经济控制，于是他挂了，而绿币随即被废除。
　　　　1963年11月22日，约翰•肯尼迪总统在自己的车上连中3枪，当场毙命，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个在海军陆战队射击成绩评价仅仅为及格的退役士兵，用一支意大利产卡尔卡诺M91/38手动步枪在5点6秒的时间内连续打出3发子弹，从完全不可能的角度做掉了肯尼迪。接着，他在48小时后被另一个人做了，然后在随后3年之内，18名证人先后以不同的方式挂掉，而相关证据和文件不是被封存就是被“意外销毁”……
　　　　
　　　　对于约翰•肯尼迪同志的贡献，大多数人恐怕并不了解其签署的总统令11110号，发行白银券，以美国的白银储备为基础以白银券来结束银行家们操纵的美圆体系，当然，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谁才是老大，于是也挂了。而总统令11110号和白银券之后也被废除。
　　　　
　　　　翻开美国历史，在美国历史上先后有7位总统在任上挂了，还没计算死掉的参议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于是翻开美国金融史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挂掉的总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准备在货币上下点文章。当然，也包括一些没有挂掉的。
　　　　
　　　　1835年1月30日，美国第7任总统安德鲁，杰克迅在国会山参加一位议员的葬礼，一个英国的油漆匠昂首阔步走到总统面前两米的地方，从容的拿出手枪开火，但是不幸的是子弹炸膛，没能射出，于是他从口袋里拿出第2把手枪，再次开枪，结果却是哑弹，依然没能射出，周围的人“惊呆了”都在等凶手拿出第3把枪，但是军人出身的安得鲁总统急忙拿起手杖自卫，和凶手打在一起，这时周围的人才上去“制服”凶手，接下来的审判中，该凶手被判明有“精神病”于是逃脱了法律的严惩，至此以后每当刺杀总统失败，刺客就变成了“精神病”而没有得到任何审判（比如里根被刺），天知道美国怎么那么多疯子，天知道怎么只有美国的疯子可以完成无数恐怖组织费劲心机都无法完成的任务——刺杀美国总统，只是人们知道一点，安德鲁，杰克迅总统企图建立独立的美国财政体系，彻底摆脱银行家的经济控制，他死后墓志铭上只有一句话，“我杀死了银行”
　　　　
　　　　“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一觉醒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
　　　　——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作者）
　　　　
　　　　于是，美国总统英勇的和金融银行巨鄂进行了200年的殊死搏斗，伤亡率超过了诺曼抵一线的美国士兵，但是始终无法把货币发行权夺回来，所谓的自由和民主，没有了货币的支持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今天，美国人民欠下的国债中在外国购买的国债不足2点5万亿美圆（主要是中国和日本购买的），不要为这个数字惊讶，因为他并不大，美国人民欠美联储的债务为44万亿美圆，而这笔债务只会越积越多，永远没有还清的那天。
　　　　
　　　　当然在美国你可尝不到欠债当大爷的滋味，在那里，欠债的话就老老实实的当孙子好了，由于经济完全被这些银行家的资本控制，所以他们让谁上台就让谁上台，想让谁担任什么职务就可以让谁担任什么职务，美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完全被控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子政府”，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政府，他是一个庞大的赢利性组织，所有的目的都是获得更多的利润。
　　　　
　　　　再让我们翻开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府高层的人员名单，看看他们的履历：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有“美国中情局之父”之称的艾伦•杜勒斯，于1953年担任中情局局长，任职11年，彻底让中央情报局成为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不，是情报组织，其丰功伟业让人赞叹，让我们看看他的履历：
　　　　1916-1926，担任外交工作。
　　　　1926-1943，进入美国垄断水果公司——联合水果公司
　　　　1943-1953，担任瑞士情报站负责人。
　　　　1953年担任中情报局局长。
　　　　此人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在上任1年后也就是1954年，危地马拉政府总统阿本斯和联合水果公司在土地和财产上产生纠纷，于是1954年中情局策划了危地马拉政变，这位民选总统被中情局推翻了，当然这位总统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打算投靠苏联或者对美国不利，这场政变也对打击苏联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无关，只是为了联合水果公司的利益。
　　　　
　　　　然后是著名的布什父子，这父子天生跟伊拉克过不去，老子打完了儿子继续打。
　　　　先说说老布什，我们省略掉那些过场直接看精彩的地方：
　　　　二战结束后退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48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业。
　　　　1951年与人创办布什－奥弗比石油开发公司。
　　　　1953年至1959年是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1956年至1964年是休斯敦扎帕塔近海石油公司总经理。
　　　　……
　　　　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任赖斯大学副教授，并在得克萨斯州经商。还是达拉斯、伦敦、休斯敦等地第一国际银行和一些公司的董事，也是哈特基金会会长。
　　　　接着是小布什：
　　　　1975年获得了MBA学位，（使他成为第一个有MBA学位的总统），毕业后布什开始从事德州的石油产业。
　　　　1978年竞选议员失败后继续经营石油产业，成为了好几间企业的合伙人或总裁，包括了他自行创立的布什能源公司。
　　　　
　　　　发现了什么没有？在美国无论是是当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是总统，他们的履历上必然有在经济界浓厚的一笔，当然，他们的政策也大多跟经济上的履历挂钩，只不过他们最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不过是美国巨大经济集团手中的棋子，为了经济集团的利益不惜不断的颠覆别人的国家，甚至发动战争武装侵略。当然冲锋在第一线，并且最后吃下这个恶果来承受受害国仇恨的则是那些美国平民——谁叫你欠人家那么多钱呢，充当炮灰也是应该的。为什么美国人在国际上那么遭人恨，谁导致的？他们又是在为谁挡子弹？
　　　　
　　　　在中国，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官商勾结，而在美国，人们不必担心这点，因为官就是商，商就是官，只是一个头衔不同而已。这些大财团的总裁合伙人摇身一变就可以掌管CIA甚至整个国家，当然他们在自己公司的股份从来没有动过，是为了那年仅30万美圆的总统年薪为美国人民效力还是为了从经济集团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的金钱为他们效力？
　　　　
　　　　曾经有过一篇《死于贫困的美国总统》但是可惜，自从第十八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之后，后来的美国总统却再也没有贫困的威胁，那么是谁把他们从贫困中拯救出来的呢？
　　　　
　　　　美国的经济集团控制了整个国家，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经济集团的唯一目的就是聚敛财富，而资本主义的手段就是掠夺，掠夺，不断的掠夺。于是，美国这个庞然大物就成了他们掠夺世界的巨大战车，既可以为他们挡风遮雨挡子弹，又可以打着国家的旗号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和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而美国的政府不过是他们的傀儡，人民不过是邪教信徒般可以肆意驱使和牺牲的廉价低值易耗品。只要有利益，他们可以毫不犹豫的牺牲美国和美国人民哪怕世界人民的利益，即使是同胞也不例外。
　　　　
　　　　“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利”
　　　　——波拿马，拿破仑
　　　　
　　　　阿道夫，希特勒并不是个反犹主义者，起码在他的前半生是这样的，他是中立主义者，但是当他走上德国政治舞台后，发现在德国经济萧条的时候，每7个德国人中有6个失业，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中，而犹太人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却依然在大发横财，并且控制了整个德国的经济，包括货币发行，他们可以收买议员，让他们为自己的集团继续敛财，于是他发誓要把这些犹太人的“既得利益集团”铲除，当然后来这种心理的扩大导致他成为一个种族清洗主义者，但是他夺回了德国的经济权利和国家权利，并且在华尔街的支持下仅6年就完成了战争准备，而支持他的是国际清算银行，美国银行家和大企业共同组建的庞大银行组织，甚至在二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大量来自美国的货款依然通过瑞士的国际清算银行进入德国的帐户，帮助他们继续把战争维持下去（因为美国还没准备好，而德国不能在美国准备好前就被打败）
　　　　
　　　　“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该银行大部分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美国人的金钱却一直流向那里。”
　　　　——众议员约瀚，靠斐（1944年1月）
　　　　
　　　　二，美国对世界的经济掠夺
　　　　
　　　　很多美国人很奇怪，是啊，他们本身心地善良，喜欢帮助别人，同时还“热心援助”其他国家，为什么他们还被全世界人民所憎恨？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充当了金融集团的打手的角色才被世界所厌恶。
　　　　
　　　　同建立巨大的殖民地国家不同，美国的幕后是银行金融经济王朝统治，所以他们的手段也有别于一般的老牌殖民帝国，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敛财的手段可谓与时具进，日新月异。尤其是面对寻求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张开了他们的血盆大口。当然不会再是单一的战舰大炮，他们有个好听的名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接下来就像星球大战3部曲一样完美无缺：
　　　　
　　　　1，派遣“经济刺客”，这些经济刺客无论是哪个街头招募来的，履历上一律都是美国名牌大学经济学的教授专家，这些人打着帮助经济规划的旗号，让这些国家的政府听信他们的花言巧语，相信自己国家需要建设大量的项目，接着他再游说该国主要决策者从美联储，世界银行等他们控制的组织里大量贷款，去建造那些可能用的上或者根本用不上的大型建筑，并且许诺可以给这些决策者巨额的贿赂和回扣。（最有意思的例子，当他们计划给印尼政府贷款修建大型水电站的时候，所有的工程师都置疑印尼在未来100年里是否需要用到这么大功率的水电站，也反对其对环境的破坏，于是为了说服印尼政府他们找来“经济学家”预测印尼未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其中预测只有8%的被抄了，预测每年达到19%的提升了，于是他们得到“结论”——由于印尼发展速度过快，电力需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这样的大水电站是必要的）
　　　　
　　　　2， 对方一旦同意贷款，则要求他们用贷款的钱聘请“美国公司”（实际是他们旗下的相关公司）来承接这些工程。“实际上只是把自己的钱从左口袋里拿出，经别人的手放回右口袋。”
　　　　
　　　　3， 工程完工，皆大欢喜，当然，那个国家需要把几十年国民收入统统用来换债务，包括巨额的利息，如果你还不起，那对不起了，你作为抵押的大型国企，银行，甚至土地都会被他们一点不剩的拿走。
　　　　
　　　　完美的空手套白狼，当然，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那些“无赖国家”“流氓国家”比如这些国家死心塌地就是不贷款，或者拒绝偿还高额利息，然后就该“美国人民民主专政”了，否则养活那么多美国人做什么用啊？
　　　　
　　　　1， 以CIA为主体，散步谣言，支持反对派，发动颜色革命，强行将“无赖”“流氓”的领导人赶下台，接着再由CIA秘密支持的这些洋奴来找他们贷款，出卖国家利益。
　　　　
　　　　2， 当行动1失败后， 派杀手直接干掉该国领导人，敲山震虎，给他的继任者提个醒。
　　　　
　　　　3， 当行动2失败后，那么所有的媒体突然发现该国领导人犯有“种族屠杀”“压迫民主”等等一系列反人类罪行，然后“正义”的美国大兵会把这个国家先炸平，然后上去活捉该国总统，抓回去关起来或干掉，扶植一个言听计从的傀儡政府。
　　　　
　　　　于是第三世界国家从西方殖民者手中刚刚独立，就接着被“经济殖民”背上了需要偿还几十年甚至百年的巨额债务，为此，他们必须拿出本应用于国内发展，教育，医疗，经济，军事的钱来偿还这些债务，当他们偿还不上的时候，只有拿自己抵押的东西来送给这些美国银行家，包括当地银行，企业，土地等。为什么战火后一片瓦砾的中国在封锁中能够迅速崛起，而同样没有经受战火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怎么发展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你可以看看他们全国上下努力创造的财富都到了谁的腰包里，他们的经济被谁操纵着，他们可以看见无数大型的工程在建造，但是富了的永远是那少数人，大多数人依然贫困……
　　　　
　　　　 2003年，泰国总理他信庄严的站在泰国国旗下，此时，他们已经提前还完了欠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120亿美圆，同时为了偿还这些钱主动让泰株贬值造成的损失还无法估量。他宣誓绝对不会再向这些国际银行家们要一分“援助”，甚至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他们欠这些银行家的债务，2006年，泰国政变，他信被推翻……
　　　　
　　　　当然这只是手段之一，还有就是众所周知的经济泡沫，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的金融市场被大量外资推到顶点，外汇储备庞大，然后先操纵日圆升值，导致其外汇缩水，接着发现依然无法撼动日本金融市场的时候，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在金融市场上开通“任沽”，“做空”“股指期货”等业务（之前日本根本没此项业务），接着将自己的证券在最高位抛出，全部做空（就是预计指数会大跌，跌的话就大赚）直接把日本金融市场砸到最底端，让日本经济崩溃后大量从最底端收购股票包括日本支柱产业，从而可以永久的在日本玩这种“剪羊毛”的游戏，当然，他们在韩国遭受了失败，尽管我不喜欢韩国人，但是当韩国的经济和大企业即将被他们全面收购，而韩国的货币被同时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每一个韩国人从自己的家里拿出所有的金银首饰，全部上缴政府，用黄金偿还债务……
　　　　
　　　　当然，以上这种方法，最关键的前提就是你要掠夺的对象的制度符合你的要求，假如你的金融制度还不符合，那么他们的说客又会来推销“美国完美的经济制度”，当然，或许人们忘记了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他们实行的也是这种制度，只不过那次受害的是美国人，发财的依然是银行家们，甚至罗斯福新政，以“蓝鹰”计划，打着重恢复金融信心的口号帮助这些大银行家彻底垄断了美国的银行金融领域，将所有的中小型银行一网打尽。
　　　　
　　　　美国人喜欢独裁者，假如这个独裁者是可以控制住无限的找他们贷款然后拿国民利益去偿还的话，无论他是喜欢种族灭绝还是吃人肉，他都会被美国的媒体称为“民主国家的典范”。
　　　　
　　　　当然美国人更喜欢民主制度，因为国家权利的分散，僵化的法律体系，为了上台不择手段甚至私下里可以向任何人摇尾乞怜的政党，以及为了保护本党派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的特性，都方便美国庞大的金融帝国进行实际上的控制。
　　　　
　　　　美国人反对独裁，因为不管独裁者如何，作为国家的统治者，他有可能为了本国国家利益，拒绝美国的“援助”和好意（独裁和爱国是两个概念），于是这位独裁者铁定要死在美国人的手里，无论是刺客还是美国大兵的坦克。
　　　　
　　　　美国人也反对民主，因为有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可以排除一切党派的概念，全心为国家利益而努力，于是也就注定了这样的“民主”是不可能长久的，不是被“更民主”的人推翻就是没山姆大叔的陆战队做掉。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精神分裂的结果呢？看看美国媒体背后用金钱支持的他们的集团就明白了，即使他们向戈陪尔发誓“我们的新闻是自由的。”
　　　　
　　　　“在美国，究竟还有没有人是清白无辜的？我们国家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靠剥削发展中国家来维持我们美好的生活——当然，获得最多好处的是处于社会经济体制金字塔最顶端的人……这些国家不得不让美国公司肆意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也不得不忍痛把国内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建设计划放在一边，而是首先偿还我们的债务，但是实际上，我们已经从建设工程中回笼了大部分资金，尽管计算贷款的公式上并没有算上这些钱，难道‘大部分美国人不知道’的借口就意味着我们是无罪的吗？也许有人会说‘不知情’，也许因为有人故意误导，总之有很多借口，但是你能说你是无辜的吗？”
　　　　-----约翰，帕金斯（做出印尼发展速度将达到19%的‘经济学家’）

　三，金融帝国的目的和最大威胁
　　　　
　　　　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世界新秩序，这恐怕是国际金融集团，银行集团的最终目的，当然你不要指望这是一个可以团结世界人民的政府，他依然是一个方便银行家可以随意掠夺任何国家任何地区财富进自己口袋的，他不是政治性的，只是经济性的，因为金融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敛财。而在他们的体系里，实际上只有两种人，一是他们这些极少数精英的有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而广大的普通人只能为他们做奴隶，不断的为他们提供财富，他们要打破一切人类固有的道德，信仰，以金钱来作为世界唯一的标准，当然，他们用自己的“基地”美国给人们展示了好的一面，让人们产生对那个体系的向往，但是正如美国的约翰，帕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中》所说的：
　　　　
　　　　“我怀疑，地球上有限的资源能否让世界人民都过上美国人那样富裕的生活，实际上，在美国境内也有千千万万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另外，我不十分清楚其他国家的人是否真心想要过上和我们一样的生活。美国国内关于暴力，经济衰退，滥用毒品，离婚和犯罪的数据也说明了：尽管我们是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是我们也许是最不快乐的国家之一。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迫别人模仿自己？”
　　　　
　　　　但是他们有一个纯天然的敌人，当卡尔，马克思揭露出这些“资本主义本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没有什么比银行家们和金融家们更加害怕这种理论，国家控制经济，国家控制金融，防止银行业和金融业左右国家，世界金融帝国的梦想在瞬间崩塌。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共产主义理论出现的时候，世界对他的恐慌远大于君主立宪制的复辟。所有企图尝试这种制度的国家都遭到了一切手段的打击，或许在今天这些理论已经被大部分普通人所淡忘，即使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但是在大洋彼岸，有那么一群人却没有忘记，而且决心付出行动。
　　　　
　　　　当索罗斯代表金融集团制造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记住了他，但是或许大家并不知道，他直接参与了解体苏联的行动，因为他早期的头衔是“慈善家”，专门在东欧和前苏联发表关于“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说，得到了美国国会和当地傻X们的赞赏。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者的面纱背后，人们总可以看到一帮‘亿万富翁’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比如，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大赦国际，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世界统一的理想。”
　　　　——吉列斯，埃马瑞（美国评论家）
　　　　
　　　　也赶上北极熊的运气不好，遇上一个大脑刚被门夹过的领导人，在野心家叶利钦的辅助下，把这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给拆了。于是银行家们欢呼雀跃的同时，还没忘记去侵吞前苏联庞大的资产，于是一群“经济专家”蜂拥前往俄罗斯，瞬间让前苏联遗留的庞大资产转移到那些国际银行家买办的手里……
　　　　
　　　　当今天前苏联已经解体17年了，网上甚至有人在鼓吹前苏联自杀后“自由”“民主”了，无限向往，但是可惜，有些数据有人是不敢说的，在那些虚头八脑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民主自由”后面，俄罗斯人的收入少了，寿命减短了，而前苏联时期最被人痛恨的腐败不但没有丝毫减轻，反而成几何级数增长，俄罗斯在2007年全世界清廉国家排名为127位，而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清廉排名已经从78位上升到70位，而俄罗斯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富人每年都更加富有，而穷人更穷。不过不得不说，世界经济集团在前苏联利用对手的低能和白痴打了一个大胜仗，于是他们把目光再次转向中国，中国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国家……
　　
　　　　四，最后的阵地—中国
　　　　
　　　　世界经济集团对中国的掠夺，从清朝时就开始了，网上有人不断的歌功颂德的美国人退还庚子赔款的“伟大举动”，只可惜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先抢劫你，再用抢劫你的一部分钱给你弄个什么东西的举动不感冒，况且这一举动的原因来自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给各国首脑写的信，信中明确指出，义和团运动已经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会屈服于外来势力的民族，反抗不会停止，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兵力和精力来控制这个国家，因此他建议采取以中国人代理来统治和掠夺中国的手段，于是美国人投资建造了清华大学，美其名曰——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全国N多文盲的时候不去弄小学或者扫盲而办大学？）规定该大学每年必须向美国派遣多少多少留学生，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当然，这种一相情愿的做法显然是由于不了解中国所致，他们小看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往后的日子里，这些留学美国的人虽然学说英语，学美国的东西，即使在异国他乡却始终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国而努力……
　　　　
　　　　在中国军阀混战的时候，西方经济集团以军火为贷款，让各派军阀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抵押换取军火，当北伐战争开始后，他们又毫不犹豫的命令各国军队直接干涉北伐，制造了南京惨案，直到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外国承诺，我的政府可以继承北洋军阀以来所有的外债，这才让西方国家开始放弃他们支持的军阀全力支持蒋介石，而这笔外债有多少呢？折合国币达744447593.98元，从1927年至1933年，对有确实担保的外债，清偿本息达二亿四千九百余万银元，截止至1934年6月，已承认并归入整理的达十亿五千六百万银元。遇上这样一个冤大头，西方的银行家们终于眉开眼笑了，当然，债务是永远还不完的，老蒋的四大家族一面借债务，一面用国家利益来还，直到1949年借债额共达3068000000元，这些债务加上偿还的利息，相信中国人民别想翻身了……
　　　　
　　　　当司徒雷登看到人民解放军的军队从楼下通过的时候，他没有走，留了下来，后来被写进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些脑残的家伙以为据，说毛主席当年凭借一时的意气断送了中美建交的契机，但是当年司徒雷登留下的原因则是，“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其实很简单，假如共产党取代了国民政府，那么债务也应该继承，这是西方经济集团的算盘，总之，他们不能有坏帐。但是毛主席不是老蒋，不会为了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高兴就让人民共和国刚诞生就平白无故背上十辈子都还不完的外债，所以司徒雷登必须滚蛋，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的经济终于可以重新开始，而不是从一个无底洞中绝望的缓慢往上爬，当然，美国最心疼的不是蒋介石政府的溃败，而是那些天价的贷款永远无法要回，因为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凭借一个小岛永远无法偿还那些债务……
　　　　
　　　　于是新中国就在一片敌视的封锁中傲然挺立着，用自己的手去建造自己的国家，无论路途多么困难。
　　　　
　　　　毛主席有句话，“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是真理，当然面对一个如此强大的中国，他们不敢把军队派过来送死，在核武器存在的今天，贸然的战争是毁灭性的，他们在寻找一个战争以外的方法，改革开放给了他们这个机会，有机会让外资进入中国，也有机会合法的雇佣中国的“买办”来帮助他们进行活动，但是他们却很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始终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站在他们上面，注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防止他们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无论你如何钻法律的空子，无论你如何花言巧语，也无法随心所裕的行动，当然，他们可以用大把的钞票收买一些官员，但是无法收买整个党，更无法用钱来控制住整个国家，即使投入再多的钱，中国的支柱产业，钢铁，军工，资源等都被牢牢的控制在国家手里，他们更担心，一旦遇上类似日本那种掠夺，共产党是否会用他们手中的权利越过法律来强行制止对中国的掠夺，这确实让他们坐立不安。更为恼火的是中国的外援，中国对非洲兄弟国家的援助没有丝毫的贷款性质，是纯粹意义上的帮助，这不但让非洲国家的兄弟和中国走得更近，而且让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选择，不用靠找西方国家贷款，然后偿还一百几十年的外债，也可以开发国内资源，然后进行贸易促进经济增长。
　　　　
　　　　天那，这是对非洲人民“民主”的践踏，是对他们“自由”的亵渎，于是西方新殖民者们怒不可愤，长此以往，他们找谁贷款去啊？于是他们突然发现了一个还在进行内战的国家苏丹，这个国家有石油资源，但是却缺乏开采的能力，于是中国人去援助建造了石油设施，帮助苏丹政府开采石油，然后和苏丹进行合法贸易，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啊。要是让他们来，先说服政府贷款多少钱修建石油设施，然后以油田作为抵押，让苏丹这个穷国担负起上百年的巨大债务，他们只要坐在华尔街数钞票就可以了，当然即使你还不上也不要紧，油田跑不了，至于达尔富尔，达尔富尔在哪？但是中国彻底粉碎了他们的梦想，于是愤怒的他们哭天喊地的大叫“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是“幕后帮凶”，当然潜台词是你们怎么能“抢我们未来百年的钱呢？”不过不要紧，反正媒体都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怎么说美国人就怎么信，连奴隶主都能成为“自由斗士”还有什么是不能继续编造和篡改的，所以说美国人喜欢当炮灰怨不得别人，谁让他们自己头脑简单呢。
　　　　
　　　　于是他们会用上一切可能用到的手段来瓦解这个可以威胁他们敛财的国家，那些在前苏联用过的和没用过的手段，那些可能奏效和不太可能奏效的手段全部用上，他们可以在美国国内扶植那些大脑有病的疯子甚至西藏的奴隶主和新疆的恐怖分子，用所有的媒体不屑余利的打击中国，把中国描写成一个“邪恶帝国”，甚至不惜用冷战的手段来对全世界进行“社会主义威胁”的反复宣传，以达到丑化孤立中国的目的，当然，他们时刻也不会忘记对中国的“民主”教育，收买一些败类和天真者，让他们不屑余力的进行宣传，指望这种“愚公移山”的行动或许会在哪天能够取得成效，让他们可以像在前苏联那样解决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再大捞一把，只可惜他们忘记了，中国是喜马拉雅山，高度是每年在增加的……
　　　　
　　　　中国其实已经在进行一场保卫中国的战争，只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而已，而我们的对手并不是那些“美国人”，而是他们背后的那个庞大的集团。

VOA记者： 李肃
      中共中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中国官方把这段时间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而非官方说法称之为“大饥荒时期”。
     
    对于这场灾难，官方和非官方说法有一个共识，都认为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是重要成因。
     
    “大跃进”年代，上面提出高指标，下面就谎报产量，搞虚假繁荣。毛泽东在1959年就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
   
    *高层压出来的假话骗了自己*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当年粮食产量将比1957年增产60%到90%，达到6000亿到7000亿斤。年底的时候又估计成8500亿斤。直到1959年8月，中共领导层虽然已经知道上一年的粮食产量被高估了，但是仍然不知道粮食的实际产量，还认为实际产量有5000亿斤。
    　
    按照这种估计，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1300斤，大大超出了人均粮食消耗500斤的水平。于是，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敞开口吃。
   
    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远没有那么多，后来核实的1958年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结果农民“寅吃卯粮”，没过几个月，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只有挨饿一条路。
    　
    *主推手曾有清醒时*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察觉。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开会期间，要求召开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了解农村情况。上万名干部参加会议，大到省委书记，小到生产队长，谁都不敢讲实话。
   
    唯有洛宁县一个生产队长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讲了真话，抱怨人民公社随意调用农民的粮食、牲畜、家畜和财产，“80%的劳力都被调去炼钢铁了，地里没人干活了。......人人都挤到集体食堂吃饭，......集体食堂已经坐吃山空，没有粮食下锅了，就用榆树皮、野菜凑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闹，好多人害上了浮肿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3月8日亲自接见了李成午，赞扬说：“一万多人的代表会议，没有人敢这么讲实话。成午同志说得好啊！看来，‘共产风’是实。”
   
    *毛批共产风 誓言搞右倾*
   
    毛泽东还对在场的洛阳地委书记、文革期间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的纪登奎说：
   
    “我去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办人民公社，没说叫刮‘共产风’。......吃食堂饭，实践证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须去掉食堂。”毛泽东还在郑州会议上批评“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
   
    他还信誓旦旦地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195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说：“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食堂)，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还指示将自留地发还社员，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家禽。
   
    *“革命两面派”毛泽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当地老百姓告诉他，在公社食堂吃不饱。面对家乡父老，毛泽东只好说：“食堂里吃不饱饭，可以散了嘛。这个办法也太费粮食。”
     
    然而毛泽东心里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这边刚刚允许韶山解散了公共食堂，那边马上就在前往庐山会议的途中鼓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食堂要坚持下来。”“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错事再多也是小事*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重申要积极办好公共食堂。7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说：
   
    “有人说，你大跃进，亩产粮食多少多少，为什么粮食又紧张起来？为什么女同志买不到发夹子？为什么肥皂、火柴买不到？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着，鼓足劲去干。明天各种东西多了，就能够说清楚了。总的是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听到与会者发牢骚之后，毛泽东就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能是一个指头。”
     
    *夹在颂歌中的婉言相劝*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曾经积极宣传“大跃进”，但是他在基层调查时看到和听到许多“大跃进”灾难的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对“大跃进”中的一些措施提出批评，主要是批评“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当然，彭德怀在信中并没有少唱赞歌。他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公社化“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彭德怀只字未提毛泽东的失误，反而多处为毛开脱。
   
    在信的结尾，彭德怀说：“今年明年和今后4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15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4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引蛇出洞 故伎重演*
   
    不料，彭德怀这封对“大跃进”基本肯定、指出一些不足的信让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中国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和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电力部副部长李锐不清楚毛泽东的态度，在会上发言赞同彭德怀的观点。
   
    毛泽东随后亮明了态度，说“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党外有右派，党内也有那么一批人”。于是，彭德怀等人受到围攻。
   
    *“彭大将军”和前总书记“反党”*
   
    8月2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上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人“要攻击总路线，想破坏总路线”。“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于是，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以更荒唐的行动论证原来不荒唐*
   
    之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再跃进。中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对公共食堂不看好，认为“全垮掉不见得是坏事”，毛泽东就在会议上公开对朱德说：“总司令啊，你说食堂不好，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还断言说：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结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仅恢复了很多已经被解散的公共食堂，而且新增加了一些公共食堂。到1960年1月，各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达到392万个，比1958年年底还多了50多万个，吃饭的人达到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72.6%。
   
    *逼迫农民吃食堂 促成空前大饥荒*
   
    1960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说：“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共中央批示说：“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3月18日，中共中央下令将粮食直接分到食堂，指出：“就全国来说，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有些省市“争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说：“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结果多数省份吃公共食堂的农民接近90%，河南省达到99%。因此，本来能够在1959年初制止的错误被毛泽东又延长了两年。三年的农村公共食堂是中国那场空前绝后大饥荒的主要成因之一。
     
    *高积累 广征粮*
   
    造成这场大灾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高积累政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时，粮食等农产品是中国积累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958年到1960年期间中国粮食连续减产，但是据中国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说：
   
    “从1958年到1960年，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平均为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1959年和1960年两年的积累率是建国以来最高的。”
   
    1959年也是中共建政以后出口粮食最多的一年，达到83.2亿斤，1960年的出口量也高达53亿斤。而积累的资金基本上都用于重工业和军火工业投资，所以从1957年到196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从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加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从53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减少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比4.3变为8比2。
     
    为了保证工业发展，中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根据预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国家征购和购买“余粮”的数字。1959年2月，中共中央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3000亿斤。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又把产量确定为5000亿斤。
   
    10月份根据各省的汇报，估计产量可以达到5425亿到5603亿斤。岂不知当时由于“反右倾”的压力，各省纷纷隐瞒减产的事实，产量汇报水分颇大，实际上1959年中国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15%，只有3400亿斤。但是中共中央在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却根据高估的粮食产量确定征购数额与1958年持平。
   
    这一年，中国政府征购了1360亿斤粮食，比1958年多360亿斤，使征购率从1958年的29%猛升到40%，是中共建政后征购率最高的一年。
   
    *国计压倒民生*
   
    结果，农民只好将口粮当做征购粮和“余粮”交给政府，全国农民人均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说：
   
    程晓农说：“收购是硬指标，农民的生活是软指标。就是说，有了多少产品，不管受灾不受灾，国家要的这部分先满足了，先拿走。剩下多少，分给农民。分多分少，是挨饿还是吃得饱一点，那就看天气了。”
   
    *农民吃糠菜 官员“反瞒产”*
     
    农民缺粮，毛泽东对这个情况是清楚的。但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毛泽东宁可让农民吃糠咽菜。1959年7月5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期间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
   
    在毛泽东这种指导方针之下，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提高征购指标，对农民强行征购。一些地区还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包括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领导的广东省。
   
    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向中共中央报告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造成的。要对瞒产干部进行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批示说：“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危机 浮肿 死亡*
   
    产量剧减，征购额却激增。中国农民1959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只有1958年的77%，加上公共食堂吃粮既无计划，又无节制，从1958年底开始，各地农村就出现粮食危机了。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来回忆说：“到1959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河南省的情况特别危急，在1958年年底已经发现浮肿病人17万5000人，死亡6000多人。
   
    *滥用民力 丰产歉收*
   
    当时的中国军队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说：河南省由于大量征调农民“大炼钢铁”，“大办工业”和“大办水利”，1958年有一半粮食烂在地里没有收获。
     
    然而到了1959年，河南省粮食减产，只有195亿斤，以吴芝圃为首的中共河南省委却将产量估计成400多亿斤，并且据此征购了75亿斤粮食，使征购率超过38%，同时还外调了将近15亿斤粮食。
     
    *信阳惨案 夺命百万*
   
    在“大跃进”年代诞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1959年，这里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是却虚报为72亿斤。结果，政府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许多征购粮和“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先后有1万多人被逮捕，死在监狱和拘留所里的达700人。这样，农民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的。
     
    中共承认，“信阳事件”有50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中国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11月12日到信阳进行调查。5个月之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根据信阳地区17个县市的县志推算的结果也是100万人左右，大约占河南省在大饥荒中死亡人数的一半。
     
    *为何不开仓？为何不抢粮？*
   
    然而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连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
   
    政府不及时开仓放粮赈灾，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农民不敢抢粮库，则未必是他们相信中国共产党。《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胡平说：“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是为什么那些农民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
     
    *惩地县官员 保省委书记*
   
    由于“信阳事件”死人太多，中共中央对这里的官员进行了处罚。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近千人被撤职，将近300人被判刑，包括50个县级以上的官员。但是在“大跃进”中执行毛泽东指示最坚决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还照样是中共中央委员，只是换一个地方当官了。
   
    *城市减定量 农村断口粮*
     
    在1959到1961年间粮食短缺期间，农村和城镇有很大差别。在1957年，中国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人口4.3%。而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328斤，比1957年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粮食只下降了2.6%。城镇人口面临的是粮食定量减少，但是仍然有供应保证；但是农村人口没有粮食定量保证，面临的是断粮。
   
    *禁止逃荒 多少人家破人亡*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饥荒、没有粮食吃，并不意味着一定饿死人，更不意味着大量饿死人，因为农民在这种情况可以逃荒，而且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有逃荒的历史。他一到天灾或者整个情况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或者说那个季节不适宜生产粮食，那么他们全家大小挑着担子，推着车就出去逃荒、要饭。那么过一段时间，灾荒过去了，或者天气转好了，他们又回来生产。
   
    “而各地也为了应付灾民，长期都有粥棚，包括从清朝一直到民国，都有救济，都有粥棚、赈灾的这种活动。所以一般的饥民通常能够得到社会的救助。
   
    “58年以后，特别是出现这种饥民大量被饿死，它很大问题是因为58年以后实行了户口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农村，而且拴在本地，他不能够随便跑。所以会出现有些地方用民兵看住饥民，不让饥民出村。那么这种情况下，当然会造成人员的大量饿死。”

台灣官員談論民運各派人物

顏萬進：我們在尋求主權獨立和加入聯合國的過程中，必須強調台灣是民主國家，而中國仍是獨裁暴政，沒有人權，以此形塑國際壓力，維系美國和日本的支持。為了找到這方面議題，台灣一直找海外的“民運分子”合作。你一定對他們很了解吧。

薛石民：二十年前，在蔣經國總統的親自過問下，我們在內部設立了“移山專案”、“文正專案”﹔李前總統當政時期，也設立過“致廣專案”、“志翔專案”﹔現在我們著重部署“二王專案”，重新調整“海外民運”的格局。這些都尚屬机密，不料被台灣傳媒報道出去，使我們倍感壓力。當然，問題主要還是出在“海外民運”那邊，他們之中有人對經費的重新分配不滿，故意向外界泄露了我們的机密文件，挾怨報复。

顏萬進：我看過《聯合報》的報道，你們初步偵查斷定泄密者是薛偉（《北京之春》經理）。我問過王丹和徐斯儉，他們都認為，雖然目前無法查獲証据，但必須加強防範。薛偉以前的名字叫王元泰，据說是四川人，曾經因為強奸罪在當地判刑十年。

薛石民：他到美國后申請政治庇護，一再被移民局駁回，費了多年周折。后來他找到王炳章，參加“民聯”組織，表現積极反共，才打贏官司。他自稱其父是國民党軍官，被共匪擊斃，所以從小對共產党有深仇大恨，結果被冤枉強奸女生。這段歷史根本無法考証，因為他在大陸的時候也不叫王元泰，沒人知道他的真名實性，衹有一人在美國認出他曾在同一所監獄服刑，說他是強奸犯，不是“反革命”。

顏萬進：這個人据說因為在美國娶了台灣老婆后幵始走運。那個女人叫鐘淑梅，在《世界日報》接廣告，她的父親曾在“軍情局”任職。刺殺作家江南的台灣情報員在美國被通緝之際，薛偉曾幫他逃到加拿大。那人逃到台灣之后向上司一再保荐薛偉。

薛石民：王炳章和林樵清都說薛偉的人品靠不住，犯過強奸罪，常嫖妓，但當時我們卻認為這些把柄和弱點正好便于我們控制他。不知誰走漏了消息，薛偉從此与王炳章結怨，鬧得不可幵交。“倒王風波”就是他与胡平等人策動的，他們逼王炳章把我們給“民聯”的祕密經費賬本交出來，王不交，他們就要他下台，最后竟把王炳章這個《中國之春》的創辦人幵除出組織，從此“海外民運”走向瓦解。

顏萬進：薛偉這個人劣跡斑斑，厚顏無恥，常自稱“死豬不怕幵水燙”。他与胡平、劉青狼狽為奸，熱衷于內斗和造謠誹謗。我聽“港支聯”的人說，薛偉的姘婦叫張菁，兩人在香港及來台灣活動時都在酒店幵房奸宿。張菁挑唆徐水良詆毀鮑戈、王炳章。

薛石民：“國安局”在“民運分子”中選擇合作對象時是非常謹慎的。我們對王丹很滿意。阿扁總統提出“一邊一國”論那陣子，中國對台灣文攻武赫，嚇得民眾以為共軍就要打過來了。這時王丹配合我們搞文宣，說中共正在忙于幵“十六大”和內斗，根本顧不上台灣。他呼吁民眾不要怕，要支持陳總統。王丹看到兩岸軍力失衡對台灣非常不利，便呼吁歐盟不要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他和我們一條心。

顏萬進：可是薛偉、劉青卻反复向我們說，王丹政治上不成熟，是“牆頭草”，虛榮心強，沒有真才實學，而且是一個同性戀者。有一次竟不怀好意地說，王丹經常去台灣是“找男人操屁股”的。我聽了非常生气，警告他們今后不准對王丹的私生活說三道四。

薛石民：“民運分子”受共產党教育，骨子里總有“大中國情結”。他們向我們要錢，知道討好我們，于是也批判起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也說“主權高于人權”，但是，一旦兩岸出事，仍有可能會出賣我們。所以“國安局”制定了八條原則：“為我所用，由台灣主導”﹔“勿同意在台灣設立分支机构，以免養虎為患，入台后反而從事對台工作”﹔“民運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隨時被反咬之准備与防御”﹔等等。

顏萬進：我覺得曹長青、阮銘、王丹、王軍濤、胡平、林保華、張偉國、劉曉波、焦國標、張林等還是靠得住的。劉曉波有句名言耙百年殖民地不夠，三百年才好”。張林也寫文章說“這條黃河應該干枯，這個國家應該解体，這個民族應該絕种”。

薛石民：你太書生气了。他們中國人都很狡猾，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不可不防。我們不怕他們公幵反對台獨，就怕他們背地里搗鬼。記得那次鮑戈在《星島日報》上批“一邊一國”，指責我國對賽爾維亞足球隊搞“妓女外交”，是侵犯台灣婦女的人權。我們立刻打電話給劉青和薛偉，要他們迅速做出反應，誰料他們各怀鬼胎，兩邊都不得罪人，衹是在私下場合說一些鮑戈壞話，結果不了了之。

顏萬進：阮銘不錯，他在《南方快報》專欄回擊鮑戈，指出“反台獨就是反台灣”，“反台獨就是反民主”，鮑戈是“中共在紐約的代理人”。后來鮑戈又搞了一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的組織，提出要“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

薛石民：“反獨促統”？跟北京“國台辦”唱一個調！你不知道，如今“民運分子”都很會投机，他們一會兒爭先恐后地祝賀阿扁當選總統，慶祝民進党贏了大選，可是，一會兒又跑去祝賀馬英九當選國民党，指望有朝一日民進党敗選，馬英九當總統時也能給他們錢。國民党現在搞“聯共賣台”，看北京臉色行事。為了討好共產党，總有一天“民運分子”都會被他們拋棄。魏京生不就已經被甩了？

顏萬進：台灣有一些“統派”分子跟共產党沒什么兩樣。我們邀請曹長青、王丹到台灣來演講，討論“一邊一國”，可是，統派分子居然毆打曹長青。太囂張了。而在“海外民運”那邊，鮑戈也動不動就罵薛偉、劉青、林樵清是“台灣特務”，還打了徐水良。

薛石民：鮑戈從前在中國搞對日索賠，是一個民族主義狂熱分子，無可救葯。好在“海外民運”的主導權牢牢掌握在我們手中，他休想得逞。項小吉是鮑戈的死對頭，他反對鮑搞對日索賠，他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人咎由自取”。還有北明和遠志明，他們都撰文認為“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是正義行動”。胡平也曾為北約炸毀中國使館辯護過。焦國標也寫文章說，當年韓戰時期美軍應該“直搗北京城”。

顏萬進：近來中國和俄羅斯搞聯合軍事演習，明擺著是威脅台灣。王丹為此一連赶寫了好几篇稿子，比如《中共不應對俄國抱有幻想》、《叫囂對台動武之背后》、《軍備競賽危害中國前途》、《中國很可能走向軍事強權，威脅世界和平》，說了我們要說的。

薛石民：曹長青說，王丹、胡平、林保華、阮銘寫東西老是相互抄來抄去，大同小异，還一稿多投。而那個魏京生，他衹會說“山東也可以獨立”，根本寫不出東西。他拿了我們的錢，在美國馬里蘭買了別墅和庄園。這些年來我們在“民運分子”身上，差不多花了十几億新台幣，不算少了。我們還以“校友會”向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机构捐款的方式，讓王丹等“民運分子”不經考試而拿到美國學位，或聘為“訪問學者”。

顏萬進：他們中有些人英文實在不行，在美國的大學里混不下去，于是我們的“中央研究院”及“大陸研究中心”就聘他們當“研究員”，或安排到電台和報社當“節目主持人”和“專欄作家”。吾爾幵希、阮銘、王丹等都得到過這种待遇。

薛石民：大陸“民運分子”在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被聘為“時事評論員”，或者獲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的項目資助，都得靠我方負責台美關系事務的人士熱心推荐。我們還曾支持他們整合“海外民運”，召幵“合并大會”或“聯席會議”，設立網站，出版刊物，成立“研究中心”和“基金會”，定期舉辦“研討會”，協助我國拓展國際空間，為台灣發聲。有時我們還頒發“杰出民主人士獎”或“杰出新聞工作者獎”以資鼓勵。

顏萬進：据我知道，几個立場可靠的“民運分子”，都被“台灣會館”、“中華公所”、“華僑文教中心”邀請去演講過，并受邀出席“經文處”的國慶招待會，有的還受到阿扁總統的親自接見和嘉獎，其中阮銘還被聘為“總統府”的“國策顧問”。

薛石民：我記得，阿扁總統曾接見過王丹和貝岭，呂副總統曾接見過林保華、楊月清。其他“民運分子”，如紀曉峰、陳破空、曹長青、謝萬軍、石磊等，也在民進党執政后被安排來台与我們會面。唐元雋在台灣時間較長，受過我們的直接指導，他去美國之后主要協助洪哲胜和薛偉工作。紀曉峰、陳破空、曹長青都敢于在網上批鮑戈，干得很棒。可是謝萬軍、石磊沒動靜，礙于情面，今后我們不會再請他們。

顏萬進：批鮑要把握分寸，最后不要弄僵。伍凡誣賴鮑戈拿了“民聯陣-自民党”一萬元工資，結果激怒鮑戈，揚言要到“經文處”抗議，后來被林樵清勸阻。徐水良、張菁、阮銘、紀曉峰說鮑戈是“共諜”，結果起了反效果，鮑把矛頭直接指向我們。

薛石民：在“民運分子”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從報紙上看到鮑戈出獄返回上海的新聞。當時他向美聯社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力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之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以后的政治活動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立一個新的政党----公民大會党”。《世界日報》在第一版正中位置刊登了這則消息，當時我看過后吃了一惊，以為大陸好像要“變天”了。

顏萬進：自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政以來，大概這是頭一次有人公幵說這樣的大話。此人真狂妄，膽子不小。許多“民運分子”在國外說自己如何反共，但他們在大陸時究竟是什么人卻不得而知。有些在大陸公幵搞對抗的人，其實都接受外國資助和指使。

薛石民：對，魏京生、王丹就是這樣的。那個叫吳弘達的，經常吹噓他因反共而被判了十九年，但實際上他是因為偷渡、盜竊及猥褻婦女而被“勞動教養”過兩次，釋放后“留場就業”。美國方面稱他是“勇敢的斗士”，并為他爭取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但是，這位“勇敢的斗士”在被捕時卻什么都交代，還寫了“悔罪書”，并承認那些“勞改產品”其實是從烏魯木齊街頭集市上買來的。大陸的電視上播出吳弘達認罪的鏡頭，丟盡了“民運分子”的臉。

顏萬進：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我最討厭“民運分子”撒謊。以前薛偉一直對外界說《北京之春》沒拿台灣的錢，還假惺惺指責“共諜”造謠，結果他自己后來向媒体說台灣“軍情局”給了他們兩億新台幣，要他們每年收集二百五十件情報。這個強奸犯壞透了！

薛石民：還有人指責楊周、王軍濤、魏京生、王丹、劉念春慣于撒謊。這几個都曾自稱“獄中病危”，要求“保外就醫”，還呼吁海外營救和捐款。結果他們出來后，卻根本沒什么大病。他們這樣做，以后還有誰會相信他們所說的一切。“民運分子”要誠實，扯謊無濟于事。鮑戈出獄后在上海向法新社揭露，他所在的勞教所強迫犯人生產印有1998年法國世界盃足球賽字樣的阿迪達斯足球，引起轟動。后來韓立法、楊勤恆釋放后都說确有此事。

顏萬進：我也記得此事。世界盃賽幵幕那天，鮑戈跑到澳門幵記者會，起訴阿迪達斯公司，再次造成轟動。吳弘達害怕鮑戈影響太大，在美國搶了他的風頭，于是便散布流言說鮑戈造謠。試想，倘若鮑戈所言不實，當初在上海時公安就可以再抓他，況且當局至今未否認。

薛石民：這個吳弘達一貫信口雌黃，衹能騙騙美國人。他腰纏萬貫，在美國擁有豪宅，而當鮑戈到美國時，他非但沒接濟過一分錢，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和封殺。美國那邊，另一個排斥鮑戈的人是劉青。由于鮑戈在國內創立過“人權呼聲”組織，劉青擔心“亞洲人權觀察”會重視鮑戈，日后替換他。此外，劉青還把盧四清看作威脅，不斷提醒我們說盧四清是“共諜”，要求我們不要資助盧先生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

顏萬進：吳弘達和劉青是一路貨色。“民運分子”不爭气，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搞內斗上，最后鬧得四分五裂，一事無成，傷不了共產党一根毫毛，還使台灣被白白騙去十多億新台幣。他們有了錢就去賭，就去嫖，有人說劉青在美國的賭場里已經輸了七十多萬美元。

薛石民：每年“民運分子”紀念“六四”都要我們給錢，這個來要了之后，那個又來要，從不一同來要。大陸總理李鵬訪美那陣子，魏京生說要發動几千人示威，還要組織一百輛車的車隊游行。我們把錢給了他們之后，結果一輛車的影子也沒看到，他們連同記者加上一些申請庇護的人，一共才找來五十人。人數這么少，而他們卻還聚集在街旁的花園里相互攻擊，對罵“特務”。到后來衹有藏獨團体沖著李鵬的車隊高喊“中國從西藏滾出去！”

顏萬進：這些人除了說“中國五年之內要奔潰”、“中國很快要爆發金融危机”之外，就沒有別的什么新鮮的。王軍濤、陳破空最近又搞出個“憲政之友”，你看吧，到頭來還是一個空殼，說他們聯絡了多少人，要我們往里面拋錢，可是永遠也看不見任何成效。

薛石民：陳破空也是一個無恥之徒，滿肚子壞水，有縫就鑽，連姓名都是假的。“民運分子”每年都會成立五六個新組織，可是我們往名單上一看，還是那么几個人。他們每個人的名片上都印著十几個頭銜，其實他們全部加起來才八、九十人。這個“党”的，那個“會”的，往往都衹有一、兩人，名單全是編的，好多人被盜用了名字還蒙在鼓里。他們斗來斗去，如今大多成了冤家死對頭，根本不可能再“整合”起來了。

顏萬進：本來人就少，還這一派、那一派的，斗個沒完。据說他們現在幵會擔心沒人去，便向一些移民事務所打招呼，求他們幫忙找一些申請政治庇護的客戶來“充實會場”。還有，他們与法輪功搞合作，也主要是請求大法弟子們來“充實會場”。

薛石民：“民運分子”租會場、住酒店、乘飛机、請吃請喝，自己從來沒掏過錢。我們給的錢少了，他們就反過來咬我們。薛偉和錢達還向《自由時報》說，如果台灣停發經費，他們將公布更深一層的“內幕”。真是一群瘋狗。以前他們說“北美自由論壇”經常出現揭露他們的文章，我們就把它關了，可是，現在互聯網上到處充斥謾罵他們的文章，而且我看后覺得都是“民運分子”相互揭短、挖瘡疤，沒拿到錢的把拿錢的當攻擊目標。

顏萬進：我也早就看出來了。從我們這里拿錢的“民運分子”，都不想讓別人拿到錢，巴不得參与項目的人越少越好。一些人成了大款，另一批人淪為窮鬼，雙方矛盾日益加深，象個火葯桶子，一見火星就爆炸。我們确實很為難，無法解決得了，就隨他們去吧。

毛泽东对西藏平叛及国际反响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

　　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

　　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2008年2月24日

早在三国时期，吴国的郡主孙权远离中原的残酷争斗，已经开始向海上发展。公元２２７年，孙权在东治（今厦门）训练能出远海作战的水师，并建造大型战舰数百艘。公元２３０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远征水师一万余人渡海到达当时的夷州（今台湾省），遭到当时土著蛮荒的轻微抵抗。由于当时语言不通，水土不服，又有数千将士病亡，两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为以后的更好的了解和治化台湾作好准备。

隋朝末时，大臣何蛮极力说服隋炀帝开拓流求（今台湾省）荒蛮之地，公元６０７年隋炀帝派何蛮和羽骑尉朱宽大将军一起率水师万余人隋朝“五牙”战舰数百艘入海赴流求远征。但战果不大，并遭到土王欢斯的抵抗。公元６０９年，隋炀帝又派虎贲郎将陈棱大将军率部万余人开始对台湾东征。隋军从高丰（今广东潮州）出发，先到达一鲲身（今澎湖），再抵台湾西岸中部登陆。又受到土王欢斯率部阻挡，经数场激战，隋军大获全胜，土王欢斯被斩首。

南宋时期公元１１７１年，南宋王命泉州（今福建）知府汪大猷在澎湖建房２００余间，并且派数千将士常驻。次年派水军万余众征伐台湾本岛，在击退土人抵抗后在本岛驻军下来，为解决驻军的给养问题，实行屯垦制度，并委派朝官开牙建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台湾地区正式驻军。

元朝时期，公元１２９２年世祖忽必烈派熟悉水战的汉军六千余人战舰三百余艘前往澎湖（今台湾省）招抚当时的土著高山族。元军抵达后遭到当地土人的抵抗，无奈元军人数太少，再加上水土不服，士气低落，终于兵败将倒剩余的汉军只能逃回大陆。公元１２９７年，忽必烈再次任命福建平章政事高兴为东征大将军，率汉军水师一万五千余众战船数百艘再次进兵台湾，经过数月的激战终于一举拿下台湾本岛。

明朝时期，倭寇时时搔扰中国东南沿海百年之久。公元１６０２年（明万历３０年），有部分被明军击溃的倭寇逃至琉球（今台湾省）岛。在明朝抗倭将领沈有容大将军的指挥下，明军在台湾近海一举歼灭大部倭寇，台湾百姓热烈欢迎登陆的明军。这也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复台湾。荷兰殖民者为争夺贸易权，于１６０３年进攻葡萄牙人占据的中国领土澳门，未果后退至南洋。１６２２年，荷兰人在第二次进攻澳门不成后，又退踞澎湖。公元１６２４年，明朝派水军万余众，战舰数百艘进击荷军，荷兰人被痛打至举白旗投降，但惨败的荷军撤到了台湾岛。由于当时明朝正处在和满清人的战争，所以顾不上台湾的荷兰入侵者。１６２６年，西班牙人也登上台湾岛，占据部。荷兰人向西班牙人进攻，最终于１６４２年赶走西班牙人，获取了对整个台湾的控制权。清初明末公元１６５７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接见了当时从台湾逃回来的何廷斌，此人是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的旧部，在台湾一直充当荷兰翻译。他的到来主要是说服郑成功东征台湾，当时的台湾已经被汉化了几个世纪了。从公元１６２２年荷兰国就一直派战舰到台湾进行侦察和武装骚扰，１６４２年荷兰大举进攻台湾，荷兰人的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鸡笼（今基隆）、淡水等地，并打走了西班牙人。荷兰人在台湾实行军事管制，血腥镇压当地居民的反抗。并以台湾为基地沿海劫商掠货，俘获华人为奴。殖民者的暴行激起了台湾人民的愤怒和仇恨。  

郑成功和众将领正想建立一块反清复明的根据地，郑成功从何廷斌那得知台湾的状况，决定渡海收复被荷兰殖民者占领的台湾。公元１６５８年郑成功开始为收复台湾做准备，郑军抓紧时间检修战船，探测航道。公元１６６１年３月２３日，郑成功乘侵台荷军兵力薄弱(千余人)及其援军受季风影响难以赴台之机，亲率将士２.５万人、战船数百艘为第一批，在何廷斌和熟悉航路的渔民引导下由金门料罗湾出发。郑军由澎湖启航，四月初二晨抵荷军疏于防守的鹿耳门港(今台南市安平港北)外。郑成功乘中午满潮，率师通过道纡水浅的北航道，驶入鹿耳门港，令水兵４０００抢占北线尾岛，全歼荷军守兵；自率主力通过大海湾，直插禾寮港，在岛上数千同胞接应下上岸。四月初三，郑成功乘胜扩人战果，集兵１.２万包围赤嵌城，断城内水源。在城周布设火器，对荷军形成军事威慑。遣送俘获的赤嵌守军头目描难实叮之弟夫妇回城劝降。初四，描难实叮因势穷率众出降，郑成功予以厚待。在郑成功优俘政策感召下，荷军中黑人士兵亦倒戈降附助战。郑军未到之鸡笼、淡水等地，台湾同胞自动拿起武器驱逐荷军。

台湾城被围困八个月后，第二批郑军登陆。十二月初六，郑成功下令炮轰台湾城外重要据点乌德勒支堡，发射炮弹两千余发，当晚破城。龟缩台湾城内的荷军残余六百余人，由于伤残、饥病，几乎丧失战斗力。荷兰殖民评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愿在优惠条件下交出城堡。十二月十三(１６６２年２月１日），揆一代代表荷方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达３８年之久的台湾回归中国。

清朝盛期，康熙大帝对台湾的策略又改为招抚，从此就开始长达十几年的议和谈判，但始终没有结果。公元１６８１年（康熙二十年）清廷乘郑经病卒、其子郑克塽年幼初立和台湾本土出现内讧之际，康熙大帝决定发兵统一台湾。康熙二十一年夏，康熙大帝排除朝廷内种种干扰，命降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总提督，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同筹谋取台湾之策略。两位受命后，积极整顿军务，制造战舰，练兵选将，同时派人侦察敌情，探测航道。

　　维多利亚从一八三七年登基，到一九零一年去世，长达六十三个春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这个西欧岛国在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成就卓著，家底厚实。英国就开始满世界物色殖民地，不朝外扩张地盘儿。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成全了一大批冒险家。从西欧到东亚，从北太平洋，到南印度洋，到处都飘扬着米字旗。维多利亚为了扩张领土，她软的不行来硬的，明的不灵玩阴的。短短半个世纪，就把英国从一个地位平平的欧洲国家提升为世界性的强大帝国。

　　维多利亚出身贵族家庭，父亲是肯特公爵——爱德华，后又攀上了一门好姻缘。一八三七年，十八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翌年六月二十八日，英国皇室在维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这个头戴皇冠、手握权杖的少女，面含微笑，雄心勃勃。

　　女王为爱德华先后生下了九个孩子，其中五位公主，个个儿端庄、漂亮。大女儿做了德国国王腓特烈三世的皇后，她的一个外孙就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另一个外孙女成了希腊王后。第二个孩子，即后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第三个孩子阿丽丝，成为德国西南黑森亲王路易四世的王妃，她的一个外孙女做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皇后。还有三个女儿，其中两个是德国南部巴登堡和德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亲王的王妃。还有一个嫁给苏格兰公爵，后来荣任加拿大总督。

　　有这九个子女垫底，晚年的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欧洲的祖母。中国人极少谴责维多利亚女王，似乎鸦片战争都是一些战争贩子一手策划的。其实，这位野心勃勃的欧洲的祖母，妄图做全世界的奶奶，她始终支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

　　中英两国最早的贸易，仅限于茶叶和丝绸，让中国人捞去了大把黄金白银。连年出现贸易逆差，使英国的国家利益受损——怎么办？干脆倾销鸦片。一八三九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打破了英人的如意算盘。二十一岁的维多利亚女王随即在议会发表演说：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向中国发动战争。就这样，拉开了中国长达百年的屈辱史。

　　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去世，终年八十二岁。与此同时，她策动的那场鸦片战争，已将大清国推向了土崩瓦解的边缘。而维多利亚时代之后的英国，也风头渐衰，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下坡路。

喇嘛是藏语。喇，意思是“上”。嘛，意思是“人”。喇嘛，就是“上人”，
就是高僧。我们回溯十三世纪蒙古帝国跟吐蕃宗教国的关系，可发现吐蕃的没落，
全是被佛教这个奇异的支派所促成。十四世纪时，蒙古政权被逐出长城，吐蕃跟蒙
古的联系也告断绝。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吐蕃的名字消灭，而被称为乌斯藏。
到了上世纪（十七），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乌斯藏的名字也消灭，而改称为土伯特。
跟喀尔喀分为三部一样，土伯特则分为四区：
一、藏（后藏，今西藏西部）
二、卫（前藏，今西藏中部）
三、喀木（也简称康，今西藏东部及四川省最西部）
四、青海（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改称青海省）。
喇嘛教主八思巴，于十三世纪时，被蒙古帝国加封为蒙古国师。在八思巴领导
下，僧侣们都穿红色袈裟，并娶妻生子，因之称为红教。政治权力加上靡烂生活，
使红教日趋腐败。十四世纪五十年代，一位改革家在青海西宁城附近一个藏民部落
中降生，名宗喀巴，他是喇嘛教的马丁路德。十四岁时就当红教僧侣，二十岁时就
大胆地提出改革方案。他改穿黄色袈裟，禁止娶妻，以便全心全意宣扬佛法，因之
被称为黄教。改革在极端和平中进行，没有经过欧洲式宗教改革那种血流成河的屠
杀场面，黄教一天比一天兴旺。
宗喀巴是一位最有想像力的大师，他为喇嘛教创立一个别开生面的权力继承制
度。他有两位门徒，一名dl，一名班禅。宗喀巴宣称这两位门徒都是佛陀投胎，
永不死亡，肉体虽然毁坏，但灵魂却立即再转生世界，永远不灭。dl、班排在肉
体毁坏（死亡）时，事先就预言他的灵魂要到某一个方向或某一个地方，以化身重
生。逝世之后，先由高级巫师（拉穆吹忠）四个人，诵经作法，热闹一阵，然后分
别出发去寻觅他身——灵童。找到之后，迎回拉萨，经过一段时间的宗教教育，等
灵童年龄稍长，再举行坐床大典，成为喇嘛教的正式教主。坐床，就是坐在一张只
有教主才可以坐的神秘宝床上，等于皇帝的登极大典，当然隆重非凡。
宗喀巴大师于十五世纪一四一九年逝世，dl以大门徒身份，继承为喇嘛教教
主，班禅以第二门徒身份充当副教主。从此之后，就实行化身（呼必勒罕）统治。
十六世纪时，那位使明政府招架不住的蒙古俺答可汗，曾恭迎dl三世到青海讲道，
蒙古人从那时候起，开始接受黄教。
上世纪（十七），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从天山北路侵入青海与喀木（西藏

东部及四川西部）。这时候，dl、班禅同住在前藏的首府拉萨城，而仍信奉红教的

土王之一的藏巴汗，居住在后藏的首府日喀则城，跟黄教对抗。dl宗教政府的最高

执政官（第巴）桑结，向固始汗请求援助。固始汗接受邀请，出兵把藏巴汗杀掉，把

原属于藏巴汗的后藏土地，奉献给教主。于是dl仍住拉萨，而班禅则迁到藏巴汗所

住的日喀则。固始汗大功告成之后，返回青海，留一个儿子率领蒙古军队，驻防拉萨。
一六八二年，dl五世逝世，最高执政官桑结秘不发丧，仍用dl的名义，为
自己向中国请求封号，清政府不知道内情，就加封桑结为土伯特国王。桑结跟当时
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可汗，秘密结盟。但直到一六九七年，噶尔丹自杀，中国才知
道一直是桑结从中捣鬼，向桑结责问dl何在，并暗示要派遣军队去勘察dl的生
死。桑结国王才恐慌起来，急急忙忙找了一位名札阳嘉穆磋的十五岁灵童（dl五

世已死了十五年，所以dl六世必须十五岁，表示他已转生十五年），
宣称他就是化身，举行坐床大典。桑结向清政府报告说，他秘不发丧的目的只不过
为了安定民心。清政府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没有追究。
西藏的政治形态是：三巨头并立。土伯特国王桑结主持行政，喇嘛教主dl六
世主持宗教，和硕特汗国王子拉藏汗（固始汗的曾孙）主持军事。
西藏三头马车制有严重的基本冲突，进入本世纪（十八），冲突表面化。
拉藏汗对桑结国王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确定谁是dl化身，大不满意，
他说他将抵制到底。桑结认为你这个蒙古酋长竟敢干涉我们西藏内政，简直莫名其
妙，决定把拉藏汗毒死。拉藏汗得到消息，先下手为强，一七○五年，发动突击，
把桑结杀悼，把dl六世囚禁。中国和准噶尔汗国分别向拉藏汗要求迎接dl六世，
玄烨大帝深恐拉藏汗不买中国的账，忧虑地说：“他们盲目地崇拜dl，如果被准
噶尔汗国迎接了去，可能发生很大影响。”但拉藏汗显然愿取得中国的友谊，他把
dl六世送往中国，不幸dl六世却在途中病故。
拉藏汗另行寻觅dl化身，在博克达山（新疆吐鲁番北博格多山）找到一个名
伊西嘉穆磋的孩子，说他就是灵童，举行了坐床大典，请中国加封。可是拉藏汗的
政治手腕太差，他没有跟那些高级巫师搞好，其中一个在喀木（西藏东部及四川西

部）里塘（四川理塘）地方，找到了一个名格尔桑嘉穆磋的孩子，宣称他才是真
正的灵童。青海和硕特汗国那些蒙古王公（酋长），支持这个新灵童。拉藏汗派军
队去捉拿格尔桑嘉穆磋，老爹早抱着孩子逃到青海去了，他向中国申诉，也请求加
封。于是出现真假dl的争执，互相指责对方是假，而自称是真。
准噶尔可汗策妄阿拉布坦跟拉藏汗有亲上加亲的婚姻关系。策妄阿拉布坦是拉
藏汗的姐夫，而策妄阿拉布坦的女儿又嫁给拉藏汗的儿子丹衷，小夫妇一直住在伊
犁（新疆伊宁）策妄阿拉布坦的王宫。
然而，国家的利益超过一切，策妄阿拉布坦渴望征服西藏，拉藏汗拒绝把dl
六世送给他，使他对自己的阴谋诡计，更不受良心责备。一七一六年，策妄阿拉布
坦组织一支八千人的远征军，命他的大将大策零率领，奇袭拉藏汗。这是世界上最
勇敢、最困难和时间最长的一次闪电突击。从伊犁到拉萨，航空距离一千九百公里，
要越过六千米的天山——比阿尔卑斯山还高二千米，绕过五百公里纵深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还要攀登七千米的昆仑山，才能爬上世界屋顶的西藏境内，然后又要在一
千二百公里不见人烟的冰天雪谷中秘密行军。
大策零这支远征军自一七一六年十月出发，白天潜伏，夜间前进，十个月后，
于次年（一七一七）七月，接近西藏首都拉萨。拉萨附近人烟稠密，
既不能杀绝，又无法躲避，大策零对那些惊愕的藏民说，他们是送丹衷夫妇回国省
亲的卫队。拉藏汗老了，中国方面一再警告他防备准噶尔汗国的突击，拉藏汗认为
这是最幼稚的挑拨离间的手法。现在准噶尔远征军从天而降，攻陷拉藏汗所住的布
达拉宫，把拉藏汗杀掉。为了斩草除根，策妄阿拉布坦下令把女婿丹衷也杀掉。

策妄阿拉布坦在战略上获得成功，但在政略上他犯了错误，他没有估计到中国
对这件事的关切和反应，中国在接到拉萨陷落的报告后，决定用武力干涉。次年
（一七一八），清政府正式承认逃到青海的格尔桑嘉穆磋为dl七世，派遣军队送
回西藏。但进入西藏后，在喀刺乌苏河（怒江上游），被大策零击败。
中国当然不会罢休，两年后清政府派出第二次远征军，分三路
进攻。驻在外蒙古科布多和巴里坤（新疆巴里坤）的两个兵团，直接攻击天山北路
准噶尔汗国本土，使它不能向西藏增援。东路军总司令（定西将军）噶尔弼则由打
箭炉（四川康定）西进，北路军总司令（平逆将军）延信，由西宁（青海西宁）穿
过唐古拉山（今青海与西藏分界）南下。大策零战败，不得不放弃占领了四年的别
人的国土，向国内撤退，但他们已没有来时候旺盛的士气，沿途死伤相继，生还到

伊犁（新疆伊宁）的不到一半。
中国远征军进入拉萨，撤销一切国王和一切可汗的称号，又撤销土伯特国号，
改称西藏。任命故拉藏汗的一位僚属康济乃，当前藏最高执政官（固山贝子·噶布
伦），另一位僚属颇罗乃，当后藏最高执政官（台吉·噶布伦）。把喀木（四川省
西部及西藏东部）巴塘（四川巴塘）以东，划给四川省。
面积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包括藏、卫、康，并入清政府中央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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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流波按：假如这些项目是按毛主席时代正常进行，

今天中国的国防将完全是另一番强盛的情景。）


1、运10飞机下马。

2、截至1982年，中国空军总计下马项目31项：
其中主要有：
⑴、远程轰炸机；
⑵、对地强击机；
⑶、空中优势战斗机；
⑷、大型军用运输机；
⑸、武装专用直升机；
⑹、地空远程、中程、近程导弹。

3、截至1982年，中国海军总计下马原定项目11项：
其中主要有：
⑴、包括现在才出来的“093，094”；
⑵、“092G”大型导弹SLV驱逐舰；
⑶、中国早期航母

4、截止1982年，第二炮兵部队下马项目多达45项：
其中主要有：包括了多弹头形式的“DF6A”固体发射的“DF7A”“DF12”空射火箭。

直－7下马
直－7是中国空军原定于设计制造，用来替换早期研制的mi4即直－5使用的。他的最大运载能力与适航性。均达到了俄罗斯产米8的基础。而在同时代出现的法国 AS332。其性能与直－7设计参数十分接近。1975年定型后，在1978年原计划投入试验生产。但是，1978年一声“春雷”把这个“文革产物”下马了。

直－8下马

真的直－8是中国早期设计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其设计注源类似前苏联设计的米24。其性能绝对可以与当时欧美国家的武装专用直升机匹敌。原定于1979年试验生产！“一声春雷”后，1980下马。原型机与当年被解体。

歼8II一拖再拖

真的歼8战斗机，并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I型。而是在1974年就定型的歼8II。虽然中国国家军事刊物，对此作出了“技术处理”但是，早期设计的痕迹依旧显露了歼8II不属于80年代的特征。按照正常计划。1982年应该上马的并不是后来再一次从新翻新“放大样”长须鲸I。而是歼8II。但是那个时期没有 “洋人”认可是很难设立项目。因此1984年在美国格鲁门公司首肯下，定型并且与格鲁门公司联合改进“和平典范”计划。也称“军刀1”中国空军为此耗费了 10年的拖延时间。

歼9样机免遭解

歼9战斗机设计定型与1975年。这是中国早期设计的前鸭翼布局的战斗机。其设计原好与歼 8。是用作中国主力制空战斗机的项目。与同时代出现的美质F14A，法国幻影IIIV。都是同一个级别。其性能与作战能力均不再后者之下。原定于1979 年生产的歼9战斗机，随即在“一声春雷”下，被下马，原型机按照要求应该在当年内解体。好在有良知的中国设计者，保留了它。使得今天你可以在航空博物馆见到他的身体。

歼10亦搁浅

原计划的歼10战斗机，是在歼9基础上的持续研发的他的气动布局远比现在的半以色列，半F16 要好很多。采用大批的当时较为先进的设计。其技术注源含量不低于同时期出现的美质F16A，F15A。而且他是中国早期设计定型重型制空战斗机。但是，一声春雷后，它被迫搁浅。好在以色列人慧眼！看上了它。把它拿过去。他才侥幸逃脱。

多项核潜艇被PK

093核潜艇计划，是中国海军早期定型项目。这个项目包括双壳耐压壳体建造。流式冷却散热核技术。潜射早期导弹。鱼雷10A尾流指导武器，反舰鱼雷管道发射导弹。CH1型作战指挥中心系统，K1型水下无反馈卫星接受系统。自导鱼雷规避系统。等等13项重要科技。094型是同时期定行的。他采用前者同类型类似的核技术。而且加入了消音瓦概念。是早期设计核潜艇中的佼佼者。对比美国70年代的核潜艇，它绝对不逊色与“培临斯”级。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它将以中国最习惯使用的方法“边设计，边改进”。顺延到80年代，他的能力与凶悍可见一斑。。但是“一声春雷”1981年它与她的姊妹093被搁浅。而随后应该在1982原定上马的 095， 096级核潜艇。均在1980年被“一声春雷”PK。

反导反变尘垢污

反导计划。中国早期设计于上海的卫星试验中心，曾经设计并且在西昌发射了1箭多星。而DF6型弹道导弹是中国研制的早期最大的3枚搭载弹头计划。这是中国在即人造卫星出现以后，又一次叫美苏震惊的举动。它的出现将是的中国获得与美苏几乎同步的“多弹头”能力。而且它具备了“二次载入”机制。这是美国在1979年才开始引入的。一声春雷下，它砰然倒地，被作为 “文革产物”肢解，1998年，竟然有人在废旧纸堆里面找到了他的设计原型图纸。上面占满了污秽。

DF7惨遭肢解被销毁

DF7 计划，是中国毛时代的“文革产物”，是最应该被“扼杀”，被“消灭的”。他的最大搭载能力达到6枚弹头。每枚当量12万吨。在搭载3枚弹头2枚欺骗弹头之际，他的最大飞行距离，抱歉！已经可以覆盖USA。而他的指导机制采用了惯性导航引导指导技术。这是中国首批采用这样设计的导弹。而同时期美国、苏联也开始采用。但是，好呀！终于世界人民看到在“一声春雷”下，他被肢解销毁。

大型驱逐遭雷轰

大型驱逐舰计划。这是中国海军自 49 年开始，仅有的一个大型水面舰艇计划。他是在原有基础上，从新设计完成。为了适当解决当时南部中国海域与越南问题。威慑南亚国家。延续扩展12海里。使用的。他的设计与法国海军的同时期“花月”，“梅临”级同等。采用了早期的箭楼和体结构，引入了作战指挥中心结构。为此研制了大型平板雷达即最早期的多普勒三座标雷达。他是相控阵技术的前身。而美国海军斯普鲁恩斯与1975年建造。1978年下水。他是第一艘安装了A型早期相控阵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同时也是采用了大平板三座标多普勒技术。但是中国原本与他同级别，同档次，同等能力的。准宙斯盾驱逐舰。在“一声春雷”下。连图纸都没有留下。

两个民用也不准生

在那个一声春雷年代，唯一很少遭到打击的就剩下民用火箭了，因为他不至于引发“盟友震惊”但是即便如此，1975年定型的2个型号大推力1吨级火箭，均在一声春雷下得到了超生。

10年未造一核潜

中国在一声轰雷中结束了自己的先进以后，在1997年，1998年与俄罗斯联合研制（实际引进俄罗斯技术）使得093级核潜艇达到俄罗斯VIII 级技术标准，但是这与他早期设计中标准几乎倒退了1个量级别。094也是如此。而中国海军为此却拖延了整整17年。在这17年内。美国海军发展了约6代。俄罗斯海军3代。法国海军2代。英国2代。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79－1989年，没有制造过1艘核潜艇。

Top娱乐网   2008-04-20  
  
西藏：黎明前夕的暗夜

雪域高原，人间净土，千里佛国，古代印度曾两次进攻西藏都被剽悍的藏族骑兵尽数歼灭。殖民地时期，清末民初中国政府无力阻挡英国势力渗入西藏，达赖集团被迫向英国靠拢。

西藏幅员辽阔，人口稀少，水资源丰富，战略地理条件优越，而且从经济上对北印度和尼泊尔依赖很大，西藏绝大部分生活用品传统上都是从两国进口，巨大的贸易顺差养活了北印度许多贫困的山地手工业者。即使1962年以后，尼泊尔、印度商人依然活跃在可以通商的几个偏远口岸。由于买卖双方都很贫穷及地理限制，生意不会很大，中国政府向外国每户商人每次进藏交易收取壹圆税费以示主权。

印度自认为是大英帝国的法定继承人，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地区顺理成章应纳入印度版图。由于印度对近代中国政府的轻视（当然那是英国的实力，跟印度无关），印度视西藏为中印的缓冲地带，即所谓的国中之国。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对西藏重申了权利，印度担心红色浪潮席卷西藏，在列强的指使下终于对西藏下手了。

印度战略：如来神掌

印度制定的战略方针至今也没有改变。

印度认为大藏区就好比如来法力无边的神掌：西藏是宽大的掌心，尼泊尔、锡金、不丹、克什米尔、藏南就是五根手指，如果中国军队一旦进藏，势必动用如来的掌力将印度击碎。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进攻。既然无法直接进攻西藏就从干脆对这五个国家及地区下手，手指都已掰断，如来的掌心再大也无法发挥威力。趁着朝鲜战争爆发，印度果真这么干了。

1949年《印度－不丹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要接受印度指导。不丹将此项条款解释为：对涉及印度利益事务的一种尊重。用词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外界都明白芝麻粒大小的不丹政府屈服了。

1950年《印度－锡金和平条约》。由于锡金靠近西藏最大的贸易口岸亚东，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印度仁慈地承诺维持锡金保护国的地位，锡金对自己内部事务拥有自主权，国防则由印度负责。锡金国家地位尚存，似乎捡到一根救命稻草。国家弱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贪图安逸不思抗争。1972年，当掺沙子般的印度人口超越锡金藏民以后，首都甘托克随即发生了拥护加入印度联盟的游行示威，原住民进行了脆弱抵抗但毫无意义，1974年锡金被印度无情的吞并了

1950年《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第二款规定：双方就可能导致两国政府友谊破裂的而与外国建立关系前。。。。。要相互通报。《印度－尼泊尔贸易协定》第五款：尼泊尔必须购买印度生产或通过印度购买武器。尼泊尔在山地小国中算是大国，当年印度竟然也这般赤裸裸的控制它的外交和武器供应权。

打通外围

1950年印度与缅甸签署友好条约。缅甸到处都是李弥的国民党溃兵，与其说暂借一隅，不如说强行闯入，印度与空架子缅甸签约简直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给不结盟运动蒙羞。

1954年《印度－锡兰移民协定》，印度开始插手（斯里兰卡）事务。

1947－1948年印度以国家独立解放的名义进军克什米尔，捞取领土。

1948年印度吞并海得拉巴独立土帮。

1954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开战。此战务必要使巴基斯坦政权垮台，重新回到"印度祖国"的怀抱。巴基斯坦抵挡不住只好投身美国，在美国为其提供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后，印度才忿忿罢手。

1961年印度收复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达曼、第乌，并打沉数艘葡萄牙小炮艇。此举遭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不满，印度陷入孤立。幸好中印战争爆发，美国派遣航空母舰进入印度洋以示支持，印度才得以缓解与西方的关系。

1962。。。。。。

除了利用时间差加速吞并山地国家以外，印度在1958－1961年采取小步快挪的方法，不断派遣小股部队以设立哨卡的方式逐步蚕食中方无人区土地.（这有点像日韩在东海的作法）尼赫鲁认为自己可以向下印度棋一样在外交上取得胜利，梅侬则始终相信中国宣称在高原开战就是虚张声势。

关于真实的战争我无法撰写，因为我不是一个军事家，更不是国策的制定者，没有资格进行主观臆断和妄加评论。但恰巧我从前供职公司的一个经理是高干出身，其父亲离休以前是成都军区副司令员，他的父亲当年亲身参与团以上级部队指挥。据他父亲回忆，印度当时的确十分嚣张，双方哨兵经常相互对峙、谩骂、厮打，直至开枪走火。印度基层指挥官缺乏政治意识，他们总是趁中国军队尚未来到时，随意将哨卡部署在中国哨位的前前"后后"，其实这已经是战争入侵行为了。印度士兵从骨子里也瞧不起穿着破烂的中国士兵，而且印度的一些英制装备的确要比中国的武器精巧许多。

用他父亲的话说："一触即败，风声鹤唳"。印度的职业军人，在战争中的表现就不怎么职业，仿佛是1949年解放大西南国军的翻版。要不是国家经济太困难，后勤不能保障，也许真的会深入印度国境走一走。

至于中国主动退回分界线，那是不得已的办法。当时部队士气很高，很多口粮竟然是各部队自己缴获筹备的，虽然如此，可一旦冬季到来大雪封山，部队就会陷入绝境。后勤是个大难题，不如主动撤退。撤退归撤退，所有的制高点，交通要道我军必须全部控制。

毛主席说过："要打就要打出几十年的和平"，这个既定方针还是实现了。很多网友认为我方吃了亏，其实那是没有实际参与战争。

首先，三年自然灾害，问问自己父母爷爷奶奶吃什么，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打不下去了。

另外西藏和平解放不久，藏民对汉人保持高度警惕，甚至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们冲进寺庙进行打砸，更使藏人感到惊恐万分。美国在印度培养的藏族特务和分裂分子时常潜入西藏，使得后来在西藏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们又多了一项抓特务的新任务。

主要战场的藏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稀少，不要说没有市镇，就是百人以上的村落也都是十分希罕的。有的村落还处于半原始社会状态，男女衣不遮体，多婚现象严重，生殖崇拜盛行，死人尸体要被族人吃掉的陋习依然存在。青稞既是主食，蛋白质摄取全靠狩猎，由于不能保证口粮，进入森林采集果实和捕获昆虫是妇女儿童的必修课。这些一切说明当时在藏南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军民尚不能融为一家，部队在该地区缺乏群众基础。

现在藏南大有改观，但迫于严酷的地理条件依然贫困。以藏南首府墨脱为例。它有幸成为我国唯一不能通汽车的行政区，想必也可以此申报世界之最。国家先后几次修建战备公路，前后共投入数亿之巨，公路在竣工后只通过四辆汽车。两辆是副省长和部队干部的剪彩轿车，两辆是省里无偿送给墨脱政府搞运输的解放卡车。现在解放卡车已经早已锈烂在藏南，公路也被无情的泥石流吞没了。公路开通时人们曾经兴奋的筹建了邮局，但现在邮局只剩下看门人承担所谓的邮政业务，哪个邮局可以数年不使用一次邮戳，没有一个包裹。

没有公路，藏南的运输基本上是人背马托，人背要占90％以上，因为马不可能穿越森林，攀岩峭壁，更不可以系上溜索横渡江河。人力运输非常艰辛，但在藏南却是可以获取现金的好差使。为了补贴当地群众，部队把日常物资的运输转包给村民，借以改善居民生活。就是这样所谓的"好差使"，也不会完全捞在一个脚夫的头上。脚夫以村为单位，甲村脚夫把部队物资运到乙村，再由乙村脚夫运到下一个村子，依次运输，大家都可以挣点小钱维持生计。

西线战场的后方阿里地区，以前就是一片无人区，被各国探险家称为世界级死亡区。

缺水、缺氧、严寒、沙暴是它的典型特征。以阿里地区首府狮泉河市为例，以前连颗树也没有，沙尘暴是常年不散的邻居。现在城市建设的不错，党政机关、部队大院、学校医院、饭馆商铺林立，这都是表面现象，由于缺乏电力到了晚上就要实行断电政策，手电筒是最畅销的产品。60－70年代指望以阿里地区作为基地，支援在帕米尔冰川上（极端死亡线）执勤的哨卡，成功率为零。但由于这是唯一与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段，战略意义远远高于藏南地区。藏南资源丰富的但毫无产出，西线虽然一片荒芜但随时都可以为国家创造价值。

请网友们不要再猜测了，实际上1962－1985年国力弱势时期，中国一直希望与印度划界谈判，藏南地区就是按照现有控制线进行分界的，也就是说国家当时已经放弃了对藏南领土的争夺。但是西线、中线地区国家是根本不会与印度谈判的。

表面上看是丢失国土，丧权辱国。多少国土，多少资源，换了韩国、日本早就美得手舞足蹈，但印度为什么不答应？因为有巴基斯坦。只要中国在西线存在一天，印度就不敢大举进攻巴基斯坦，只要巴基斯坦还在战斗，克什米尔就永无宁日。印度如果在克什米尔失败，"联邦优于主权"的谎话就会不攻自破，被印度随意吞并、践踏的小国及土帮们就会纷纷揭竿而起。反正印度也从藏南攫取不了什么资源（因为投资永远大于回报），藏南现在做的只能是在沉睡中静静等待。（联邦：指的是印度联邦。主权：指的是被吞并小国及被吞并土帮的主权。）

持续斗争1965－1971

中印战争以后，军事遭受挫折的印度，在周边小国面前颜面扫地，为压制即将的暴动，印度加速扩军，甚至向美国摇尾献媚，获取美式装备。敏锐的巴基斯坦，为了解印度虚实在西部边境库奇的沼泽地区和印度小规模的交手了，事后巴方对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感到满意。

1965年克什米尔各部落选举国家归属问题，显然印度在作弊，因为穆斯林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地区，得票率明显异常。为确保选举获胜，巴基斯坦军人身着便装参加投票。选举变成闹剧，选票变成枪炮，双方再次开战。巴基斯坦试图将战火局限于克什米尔地区，印度自持国力强大，在巴基斯坦西部国境全线投入战斗。中国提出口头警告，印度当然不会听，于是援巴物资马上武装了巴基斯坦部队。美国国会对两个美援国家使用美式武器相互作战十分不满，这严重浪费了经费，削弱了钳制红色中国的力量。于是美国淡出印度一门心思投身越战，印度从此丧失美系武器的供应，转而选择苏式武器作为部队建设的根本。

1971年印度入侵东巴。巴基斯坦政府笨拙的外交能力，消极的军事防御，造就了印度的胜利。这是一次巨大－荒??斯坦被肢解出来，印度从此走出两线作战的尴尬局面。荒唐：是因为印度军队表面上计划缜密，实际上指挥无序。为了逃避万一失利的责任，国家领袖和国防部长谁也不肯在命令上签字，进军达卡的命令竟然是在胜利以后才由一位将军代行签署的。要不是东巴守军表现太糟糕，也许印度还真的会失败。有限：是因为巴基斯坦虽然丢失大片国土，但印度并没有使其屈服。国家经济薄弱的巴方，动物园的老虎可以饿死，但军事元气却不能损伤。经过短暂的恢复，巴基斯坦军队得到美国－法国－中国的全面武装，又开始与印度军事对峙。

入侵东巴前，中国还是进行了警告，印度对中国有所顾忌，因此推迟到冬季才展开进攻，因为任何军队都无法跨越冰封的喜马拉雅山脉。这无疑给了巴方几个月的准备时间，不然巴基斯坦会失败得更惨。同样，美国照例把"企业"号航空母舰开进了孟加拉湾，与1962年不同的是，这是对败局已定的巴基斯坦的政治支持以及对中国新伙伴的友好姿态。自印度建国以来，美国战舰进行威胁这是第一次，这对美印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企业号事件，临阵倒戈的美国让印度伤透了心，但接蹱而来的一次政变两次战争让印度心惊胆战。

伊朗－伊斯兰革命

1979年1月16日伊朗巴列维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2月1日当霍梅尼带着"一个真主，七个反对"的理念返回伊朗时，印度突然发现自己面临能源短缺的危险。伊朗与1400万印度穆斯林一样，同属什叶派，但是长期以来印度为打压巴基斯坦，对国内什叶派穆斯林进行残酷统治，尽管后来印度极力讨好伊朗，也没能改善与伊朗的关系。印度为保证能源供给，由苏联牵头与伊拉克保持伙伴关系，在两伊战争中印度空军协助训练了大批伊拉克空军飞行员。（海湾战争中大批的受过印度培训的伊拉克飞行员不战而逃。）

虽然狂热的信徒们也曾叫喊打倒华国锋、打倒中国，但中国最终让伊朗神职领袖明白了红色中国与霸权苏联的区别，两伊战争时期中国与交战两国相处得都不错。

伊朗的原教旨主义，为美国租借英国的迪戈加西亚岛作为战略空军基地提供了口实。印度洋上的这个岛屿，成为美国威慑中国与印度的前哨基地，中国早已习以为常，而印度却是第一次遭到美国的战略威胁，几十年来印度为租借问题一直与英国争论不休。

阿富汗战争

从古至今，印度始终将阿富汗看作南亚的一部分。印度外交部、情报处以及地图出版社都是这么干的。几百年来印度在阿富汗玩弄着传统的古典权利游戏，阿富汗人为印度防止游牧民族的入侵耗尽了自己的血。50－70年阿富汗一直是印度打击巴基斯坦的盟友，现在平衡被打破了，为苏联高唱赞歌的印度竟然连提前通知照会的资格都没有享受。

1979年圣诞前夜，苏军坦克装甲车冲过阿富汗边境，特种伞兵部队则一举击毙阿明。印度人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大老板开始洗劫二老板的财产了。

阿明固然不听话，但还不至于犯上到跟克里姆林宫老年班子作对，"一切为了削弱中国"，印度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况且美国火线加盟，巨资武装巴基斯坦军队和阿富汗游击队，印度如果不继续投靠苏联，军事装备就会飞快的落伍甚至断档。

比起不得已把宝押在苏联的印度，中国开始也认为苏联想包围自己，但很快中国人明白是苏联老大哥不成了，虚弱到依靠战争摆脱危机的地步。可是十年内乱的中国也很虚弱，显然也需要战争摆脱危机，没想到机会竟然是送上门的。

自卫反击战

中国很聪明，他们发现苏联尽管跟印度打得火热，但只是以换取廉价原材料为首要目的。另外由于英国的关系，印度可以用特许生产的方式获得诸如西欧的电子配件，日本的复印机等苏联无法制造的高尖端产品，这是一条获取技术的合法通道。

其实苏联的工作重点在越南，苏联舰队不仅在美国之后进驻金兰湾，而且将空军基地加以扩建，甚至达到可以起降战略轰炸机图－95的程度，苏联的电子侦察船总是跟在中、美军舰后面挥之不去。越南接收了不计其数的美式武器，苏联又锦上添花为其增色不少。

1977年印度人民党执政，中印关系一度出现好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歌舞片风靡中国。当中越交恶，中国希望像1950年一样，由印度充当苏联－中国－越南三方的斡旋人，可惜年轻的瓦杰帕伊外长能力有限，跟他的印度前辈一样不能阻止战争的爆发。（瓦杰帕伊对中国一直感到忧虑，1998年总理竞选上台后，启动了核武计划。）

邓小平访问美国以后，中美关系进入十年蜜月期。内乱十年的中国一边作战，一边改革开放。战争使越南落后了十年，中国却前进了五年，这让印度感到震惊，照这样打下去，军力号称世界第四的越南很快就会败下阵来，中印边界问题就会摆上桌面，印度着急了。

蓝星行动

有迹象表明，美国－中国－巴基斯坦正抱成一团，密谋将印度从南亚霸主的宝座上拽下来。苏联在阿富汗已经深陷泥沼，急于希望印度在巴基斯坦西南开辟战场，防止美援武器流入阿富汗。1984年巴基斯坦情报机构支持的旁遮普帮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愈演愈烈，锡克教徒聚众示威，象征独立的"卡利斯坦"国旗飘扬在锡克教金庙屋顶。印度展开抢占金庙的蓝星行动，造成数千人死伤，国际社会反响强烈。

伊斯兰堡的挑衅行为必须要受到惩罚。1984年印度北部军区司令齐贝尔中将调遣部队在锡阿琴冰川开始扫荡巴方有争议的哨所。印度期望像中国59年迅速占领拉达克一样速战速决，以一次胜利让巴方感到突然和难堪。双方激烈交火，死伤甚微，但却使上千名士兵死于缺氧和严寒。

铜钉演习

1986年印度三军在巴基斯坦边境进行铜钉演习。演习是南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尤其是巴方西部边境地区，印度装甲集群数量惊人。演习由国防部长辛格以及森德杰上将亲自指挥。演习第一阶段竟然持续了四个月，明显有战争集结的迹象。演习进入高潮时，印度空军的飞机开始大规模的越境寻衅。巴军已经作好最坏打算，即使在拉贾斯坦边界全线失利，也要在印度旁遮普帮投入兵力，确保克什米尔的争夺。印度迫于国际压力，结束了已经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演习。

棋盘演习

1986年，印度宣称位于塔格拉山脊，印度－不丹－以及有争议的"阿鲁纳查尔帮"结合部，"苏木多戎楚"地区发生了中国军队袭击印度的行动，印度有许多死伤。中国对外声明，部队是在打击入侵的来犯之敌。

超群能力著称的森德吉上将随即在争议地区调动部队，准备展开棋盘演习，试图用小规模的交火了解中国对有限冲突的具体反应。中国反应是剧烈的，美苏委婉的告知印度中国准备开战了，希望印度克制，实地演习立即变成了图上作业，印度还不想成为第二个越南。

印度的越战

从印度泰米尔纳德帮坐船横渡20英里宽的保克海峡，就是斯里兰卡边境。斯里兰卡有大约300万泰米尔人，而印度泰米尔纳德帮人口有6000万。尽管印度一向指着巴基斯坦和中国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实际上斯里兰卡各色泰米尔组织一直接受印度的支持与训练。在泰米尔纳德帮，受国大党指使的政治代表公然表示支持斯里兰卡泰米尔分离运动。印度驻科伦坡专员迪克锡特，被印度政界私下称为"斯里兰卡总督"，他极力怂恿出兵干涉，并声称印军取胜易如反掌。

1987年底，印度空军多次飞越斯里兰卡北部国境向被围剿的泰米尔游击队提供空投补给。印度的武装干涉迫使斯里兰卡与印度签署一项秘密协议而合法化。协议规定：1、印度向斯里兰卡北部地区进驻维和部队；2、对其它国家或组织使用亭克马里港对斯里兰卡进行援助要限制；3、对其它国家或组织在斯里兰卡建立广播站要禁止。这不是什么维和行动，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武装干涉。

印度企图收缴自己支持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武装，然后插手斯里兰卡北部泰米尔人居住区事务。然而泰米尔猛虎组织在消灭了其它泰米尔组织以后已经强大，建立独立国家成为新的战斗纲领。斯里兰卡政府军则丢下印军，让昔日的支持者与被支持者狗咬狗，自己却跑到南部围剿辛哈拉恐怖组织去了。印军深入丛林损失惨重，不得不在1990年很不体面的撤离了斯里兰卡。

总之印度穷兵黩武的十年间，只有一次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1988年出兵干涉不设防的马尔代夫。

1990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再次在卡尔吉尔展开交火，因美国孤立中国政策，印度得到了美国的调解，双方停战。此后十年，印巴双方国力锐减（前几年购买军火拼光了国库），全球经济放缓，两国不再交战，转而研制费效比更高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1999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展开持久的炮战。卡尔吉尔炮战，印度陆军不顾伤亡奋勇杀敌，使印度陆军从斯里兰卡失败综合症中走了出来，军队在公众中的形象焕然一新，世界主要军事媒体争相报道。但在交火中苏式榴弹炮似乎不敌巴方装备的精确西欧火炮，这促使印度后来加速引进先进火炮系统。另外，巴基斯坦利用火炮支援的区区数百名游击队员，再次拖住了数万印军的脚步，证明了山地作战的艰巨性。

王牌对王牌

流亡的达赖喇嘛及其臣民们显然是印度制约中国的一张王牌。印度认为利用宗教控制藏区是最好的办法。印度多次联合西方反华势力搞藏人自治，搞大藏区，企图将西藏分离出中国。在60－90年初，中国一直低调处理此类事端。

随着时间的流逝，印度手中这张宗教牌，也开始成为中国的有利优势。首先，西藏真的变迁了，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改善。其次，藏文化与其它文化自由交流，文化上呈现出多样性。另外，旅游业的发展使西方人减少了对中国的误解。

达赖老了，故土难回，他不愿意成为第一个客死他乡的宗教领袖。菩萨之身是必须要放置在红宫的灵塔内供人顶礼膜拜的。班禅仙逝后，老达赖也搞了个灵童，但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既无国书又无金册，全国各地藏教及佛教的寺主、禅师们（势力巨大），蒙古国大喇嘛，尼泊尔喇嘛。。。。。。都是拥护中央政府金瓶擎签选定的灵童，老达赖自己选定的灵童现在已经不知所踪，可见达赖已无多大影响力。

要是老达赖百年逝去，印度出产的小达赖中国肯定是不会认可的，怎么也不能让达赖至尊在自己手里绝了根。达赖与班禅互为比丘戒，如果北京选立的班禅没有给新一代小达赖??已经不是抱着虔诚的信仰去看待问题，寄人篱下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投靠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华势力，除了被人利用一下，什么也没有得到。当地人已经开始与印度藏人争夺土地和资源，印度政府包庇自己本地人，印度藏民的生活日渐匮乏，自由世界的战士生活得不见得有多好。

总之，达赖离开西藏的民众基础，就不是神只是人。与其孤独的逝去，不如回归祖国，为后世留下凤凰涅磐般美丽的光辉。

结束语

自1960以来中国一直希望与印度达成边界协议，从而腾出手来继续与美苏做斗争。作为战胜国，中国实际上无法守住漫长的高海拔边境无人地带。因此1960－1986中国底线是：中国控制西部的阿克赛钦，印度控制阿鲁纳查尔帮，同时放弃其它要求。

印度始终认为中国的条件太苛刻，对于印度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1、按殖民地时期英国人的规划，藏南地区"划给"印度就不涉及谈判，谈判应当只谈西部、中部地区。2、"放弃其它要求"这一款适用于对任何突发情况的解释，这等于让有地域优势的印度在今后的谈判中永远闭住嘴。

中国与印度谁也没有退步，就着样僵持着。印度庇护流亡的达赖喇嘛，作为手中的一张王牌。中国则支持巴基斯坦，支持缅甸军政府，支持尼泊尔王室，支持米佐人、纳加人闹独立，作为夹击印度的手段。

随着青藏铁路的建成，印度的地域优势终于被彻底打破了，现在交通便利的一方竟然是中国。为了对抗中国，印度现在必须要在北部兴建大量的基础设施维系部队的生命线。庞大的修建项目势必消耗无数的钱财，对于新经济刚刚起步的印度十分不利。想想我国为了改革开放，节约开支，生生裁军一百万（还不包括准军事组织），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取得了这么一点成果。印度现在要么扩军备战，丧失发展的机遇；要么乖乖的坐下来谈判，妥善解决边境纠纷。角力的天平发生逆转，印度不可能再指望借助美国、俄罗斯打压中国，毕竟我们手里攥着美国富豪的债券，以及俄罗斯公民们的面包。。。。。。

斗争不要为一城一地的得失所禁锢，由于大清帝国的衰亡，显然我们已不可能全部收回藏南地区。但今天既然重开藏南谈判，就一定要谈出个结果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我们能要回多少就要回多少吧。

酸酸话梅
    發表於 2008-6-8 16:27  資料 短消息   

五月初五端午节是内地自去年取消“五一”黄金周长假后的首个法定假期。“传统节日法定化，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使传统文化得到一个载体，使公民对传统文化的享有权利处于行使和享受的状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建顺解释说。 据《检察日报》8日报道，端午节除了举国放假这一过节形式的改变，传统节日法定化的背后，还有怎样的法律及社会意义呢？杨建顺教授说：“端午节放假一天，保证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有相对充分的时间，以各种方式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也说明，传统节日的法定化，具有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导向的作用。”  
九名来自美、加和韩国等国家的外国友人7日参加在浙江嘉兴荷花堤广场举行的“五分钟包粽子比赛”，他们努力的神情和笨拙的动作引来现场观众笑声不绝。（新华社）

增进社会团结机会 如何认识端午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心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丙中表示，端午节是一个极具爱国情怀和增进社会团结的节日。“吃粽子和赛龙舟是端午节常见的习俗，同时这又是一个进行社交、增进社会团结的机会，表现为出嫁女儿回娘家、有情的男女青年互送香包、壮年男子赛龙舟等等。”高丙中认为，传承这些文化价值，对今天的生活具有毫无疑问的重要意义。 此外，杨建顺认为，传统节日的法定化，也保障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但在享有休息权利的同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传承和保护传统文化的责任。“传统文化产生于民间，也应由民间发扬光大。政府在此应本著辅助性原则进行指导和援助。”对于近期网络讨论较盛的“政府应组织具体事宜推广传统文化”的观点，杨建顺持保留态度，“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政府强行推广可能适得其反。” 带动习俗全面复兴 其实，传统节日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不乏可持续开发的空间。高丙中提议说：“端午插蒲艾，既驱赶蚊虫又美化环境。可以参照西方国家的圣诞树形成产业。又如端午送香包，也可参照西方情人节的玫瑰花，作为应节商品进行开发。又如依靠媒体展示包粽子比赛，这是比选美选秀更具有社会价值的工作。近20年来一直沿袭传统的赛龙舟，本身就具备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湖南、福建等地偶尔还有跨地区的邀请赛。赛龙舟若能在端午节的文化烘托下发展起来，反过来必然会带动端午习俗的全面复兴。”